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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坚持理想的成年人是极少数。理想使他们坚强、弘毅，百折不挠，成为英雄。培育先进稻种的袁隆平，没有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地位，没有研究资金，无怨无悔默默耕耘了数十年，终于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国农学家的楷模。袁隆平的成功，当然是理想主义在起作用，理想主义使他成为百折不挠的英雄。当他功成名就之时，得到了大笔的资金，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大幅改善了家庭生活。大概，那也标志他研究工作的终点。作为思想家，马克思是百年世界里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理想批判社会，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国家，批判私有制度，批判家庭。他生前从没得到过任何官方的承认，没有大学教职，没有女王的奖励，甚至没有祖国。他终生勤奋，在学术领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在我们的国际关系领域，半个世纪以来，做出最重大知识贡献的是Kenneth Waltz。他创造的是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对知识的追求绝对是理想主义的，他终生追求最出色的理论，一生勤奋研究，与亚当·斯密那样只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博士论文，另一本在退休前十年才出版。在生活上，沃尔兹在美国名校的政治学教授里是比较困难的，他只靠固定工资活着，还要养活不工作的太太和三个孩子。在现实生活里，他像马克思那样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然而对国际关系的学术世界，他几乎是永恒的。在美国去年政治学年会之余，教授们议论今天给学生的国际关系必读书单。谈论的问题是，百年之后，哪一本还会继续列为必读书？对所有的书大家都有争论，但只有一本大家没争论，那就是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缺少了贡献社会，追求完美知识的理念，就没有沃尔兹。没有普及于西方世界，乃至美国大学里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没有出色的西方乃至美国学者。
现实生活会摧毁理想，摧毁理想主义。然而，如果大学不鼓吹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播撒理想的种子，我们就不会有精英，不会有百折不挠的英雄，不会产生知识泰斗，我们中国社会的质量就会比较低。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北大希望能培养出精英中的精英，希望这里能出领袖人才。然而，缺少了理想，缺少了人文精神，这里就很容易成为培养废物的地方，甚至频繁出现自杀、精神忧郁症。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那是英雄的品德，是领袖的要素。大学只讲分数，不讲“至善”，就不会是培养精英的地方，那里的“精英”经常只是分数的奴隶。
第三，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大学问要从年轻时代养成，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着重在青年时代讲究“理想”？为什么理想的种子要在青年时代播种？因为理想不是现实，现实会蹉跎理想，摧毁理想。许多人在年轻时有远大理想，但多数人在成家、工作、或者遭受挫折之后就成为现实主义者，甚至变成争权夺利，庸庸碌碌的“小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大学里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鼓励集体主义，讲授理想，与学生一道憧憬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 教授们懂得社会的黑暗，但他们批判黑暗，鼓励大家追求光明。我们不在大学生中散布个人主义的、甚至反社会的灰色阴暗情绪。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善社会，我们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培养未来的，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当年，过去的成年人对我这样的过去的青年，曾经这样讲。可当时的我没有感觉。而今，作为今天的成年人，我对今天的青年也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显然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昨天，我们昨天的理想，决定了中国今日社会的现实。当我在这校园里呼唤找回理想主义的时候，那反映了我对中国今天社会现实的痛苦反思。看着那些今天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我的老师们，我才醒悟到：当我退休之时，在座的诸位将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你们今天对现实不满，那么，你们的理想就是祖国的未来。我希望这未来不是更堕落，而是更美好。
昨天的《北京晚报》登了一张半版的照片。说是一个叫刘路菲的63岁退休老师，业余研究永定河历史，发现某地应有一座建于1890年的大王庙，纪念永定河1890年决口。该庙1958年就被拆除了。从1993年起，他遍访当地知情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奔走了10年，矢志不渝。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下个月大庙复建工程将结束，成为永定河东岸一个免费对市民开放的博物馆，里面藏有他收集了四十年的永定河资料。因为有了刘路菲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他的理想主义，显然不是退休后养成的。
我听说我院一年级的班集体组织了给建筑工地民工捐赠书刊的活动。建筑工地的民工是我们城市社会里最下层的人民。他们干一年活，还可能拿不到工资。他们一年四季住在工棚里，睡三层床，数十人一屋，吃的是青菜汤和馒头米饭。他们盖无数漂亮的房子，但永远也无法买得起北京城里的哪怕一小间厕所的面积。那里每天都在发生工伤事故，甚至会死人。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工地上看看，你们将能读到他们用粉笔在墙壁上发出的绝望哀嚎。那里有普通的农民，也有乡村中小学教师，年龄有老有少。一些人写诗歌，另一些人画自己被成年累月压抑的性冲动。无论你们做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那是高尚的，是茫茫黑夜中的一只蜡烛，代表着未来社会良心的希望。
有人说，我不会是什么精英，也担不起中国兴亡的责任。我只想嫁到美国，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当家庭主妇，打理house，养两个孩子一条狗，相夫教子。这是我在北大拼命读书考试，考TOEFL，考GRE，读双学位的现实主义目的。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然而，我看到她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美国的社区生活，培养了出色的孩子，赢得了全社区人的尊敬，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而且，她们努力要孩子们学习中文，在小学、中学、大学里回击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要他们维护自己母亲的祖国。看到了吗？在和平时期，她们是中美关系的纽带。当中美发生严重冲突，甚至战争的时候，在美国的大批华人——她们出色的子女们，就给祖国的生存带来更多希望，带来更多胜利的希望。这就是大学生活里理想主义的重要性。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比较有理想的青年，决定祖国比较理想的未来。
如何让大学鼓励青年有理想？关键在教授们。为什么大学被称为象牙塔？我们从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来源说起。在两、三千年以前，犹太人部落养活一种人，专门抄写《圣经》。他们每天沐浴焚香，只抄一页，为的是不出错。久而久之，他们便能解释《圣经》，于是在部落里很有地位。这样“有闲”的学者是怎样生活的？在犹太社区暴富的时候，社区只给他们一碗饭，让他们能吃饱。在社区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可社区依然要给抄写《圣经》的人一碗饭，让他们吃饱，以便饥荒后存活下来的犹太人能继续享受祖先积累的文明知识。这就是知识分子“铁饭碗”的历史来源。也就是说，因为铁饭碗，他们与社会有某种程度的隔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不为财富而生活，不为财富而折腰，靠传承文化的理念活着。这样的人受整个犹太社区尊重。在犹太人知识分子那里，没有“学而优则仕”，更没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世界上的大学问家，包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在内，犹太人居多。犹太知识分子独立，所以思想的触角没有禁区，左中右的大学问家都有。犹太人出色，今天的美国几乎被犹太人控制住了。之所以如此，他们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功居第一。有了这样的教师，就有了这样的文化，就有了人数极少，却这样成功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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