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以集体主义为前提的。法律是上帝与人民整体的契约。民主也不是个人做主，而是团体党派的代表做主，以利益集团的划分为前提。而中国的集体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以个人主义为前提，我国儒家建立起了集体主义的理念。儒家以个人为中心推导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为仁由己”。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集体，到民族国家，到整个世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儒家不是为公之学，而是“为己”之学，是发展自己的人格，发掘自己内心的道德精神资源，以个人为中心点，讲人的尊严，推己及人，像个同心圆，通过社会网络来推广同情心和关于非善恶的情操。这就是中国先个人，后集体，再国家，然后天下的道理。正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大学之）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在传统中国，读书人不多。中国字难认难学。况且，在自由小农社会里，读书无“用”。以“黄金屋，颜如玉”加以引诱，才有人读书。读书人读的第一部书是《大学》，只有读了《大学》才能当官领导国家。所以，中国历代士子，也就是知识分子，读懂了《大学》，才会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儒家志向，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这种儒家理想训练出来的士子精英来领导国家，猜猜看，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是什么样子？
团结才有力量。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之后，我国才有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出了个泰斗级别的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1902年出生，1979年去世。他以试图综合所有西方19世纪的社会科学思想著称。他认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社会心理从“个人导向”（self-orientation）转变到“集体导向”（collective-orientation）。今天政治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哈佛教授帕特南。帕特南写了《使民主运转》，解释意大利的民主靠什么生根发芽。他的结论是，哪里有集体主义传统，有社会主义精神——也就是他称之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哪里的民主就能运转。前不久他又写了本书，Bowling Alone，大概可以翻译成“自己跟自己玩”。书里讲美国社会开始堕落，堕落的原因就是社区主义，集体精神的逐渐丧失。要知道，美国是个高度集体主义的国家，这是给法国人托克维尔印象最深的美国特色。无论做什么事，美国人都要组个会社。不属于任何会社的美国人基本上是社会垃圾。不团结的中国人面对高度组织起来了的西方人，怎么可能不被打败呢？
我国的自由小农社会在1840年以后被击败了。屈辱了半个多世纪，就有了“五·四运动”。一腔愤恨都对准了儒家，对准了孔子。的确，自从汉代，特别是宋代以来，儒家思想支持了小农的保守主义，还有颇为狭隘的家庭伦理，男性中心主义，政治权威主义。然而，批判了儒家思想，我国社会就更“一盘散沙”了。于是，就有了强烈的反弹，就有了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走向了极端的集体主义。
西方学者不大会把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他们研究共产党时期的我国社会，就得出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的结论。中国学者也大多人云亦云。殊不知，西方个人主义是理想，集体主义是现实；我国的集体主义是理想，个人主义是现实。与个人主义的现实作斗争，是我国文明长达两千多年的主旋律。
受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集体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个人主义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美其名曰“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然而，在中国，个人主义还需要讲授吗？那是不学自通的东西，不仅是人之本性，更是中国小农社会的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只有克制个人主义，社会才“社会”，才能成为理想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温情的社会，舒适的社会，文明的社会，才能人人自觉买票乘车。
于是，丧失了理想主义，我们就有了大学今天的气氛。竞争就是一切，分数就是一切，分数不好就什么也没有了。大学如此，中学如此，甚至小学也如此。于是，社会也如此。我们的社会就成了弱肉强食，只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野蛮社会，我们北大培养的人就成了个人精英，社会的废物。二十多岁的人，没教过几天书，只因快速攒了一、两本书，就评教授。而他们的老师，培养了成千上万学生，吃了一辈子粉笔灰，到退休也不能评教授。于是，这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环境就鼓励年轻人急功近利，拼命去抄袭，而且要抄袭得高明，最好是抄袭别人看不懂的洋书。于是，我们不仅没有了学术创新，也不再产生学术大师。更糟糕的是，我们社会的“纲常”没有了，年轻人不择手段，拼命踩着自己的老师往上爬。这样的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是个可怕的、没有道德的社会。连师道尊严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大学》之道？老师糊弄学生还不容易？
这样的社会能被改变吗？当然能！！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个人主义的社会被改造成集体主义的社会，而集体主义的社会又堕落成个人主义社会。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当大家说，恢复理想主义是天方夜谭，我坚决不这么认为。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我们能够在大学、在社会，恢复理想的精神。
我想讲一个人的故事来结束我的演讲。
七十年前的1933年，陈翰笙将近36岁。他在《东方杂志》的元旦特刊上预测中国的前途。文章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呢？一年半以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四年半以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1933年元旦，蒋介石正准备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几个月以后开始的这次围剿在1934年迫使红军逃离井冈山根据地，踏上2万5千里长征。
1933年元旦，什么是当时世界的现实呢？在1933年，为了逃脱经济大危机，国家干预市场成为标准的经济手段，所有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开始复苏。1933年，法西斯势力已经崛起。1933年元月，德国纳粹党当选为执政党，准备与老牌殖民大国摊牌，重新瓜分世界。两年后的1935年，德国废除了《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备的条款，准备新一轮划分世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5年后的1939年爆发的。
在1933年新年时，陈翰笙，当时的一个左派青年学者，对中国前途是这样梦想的，也是这样预言的：“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在当时看来，他的理想没有希望实现。
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生于1897年，比帕森斯还大了8岁。1914年17岁时，他偶然吃到美国产的桔子，很好吃。他同父母吵闹，要去美国学种柑桔。他母亲生了9个孩子，只有老大陈翰笙和那时刚出生的九妹活下来了，家境并不富裕。可母亲疼爱纵容陈翰笙，偷偷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给陈翰笙买了船票。1915年，陈翰笙去美国留学，成就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
阴差阳错，陈翰笙在美国被发现色盲，不能学农学，转学地质也失败了，只好去学历史学。他靠勤工俭学，得到了学士学位。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再后来，他结婚去了德国，在德国得到博士学位。9年以后的1924年，陈翰笙学成回国。蔡元培聘他做北大教授，是我们北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回国后的次年，也就是1925年，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再次年，他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运动，李大钊就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国际。我国留学欧美得到博士学位的学者，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是第一人。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陈翰笙被迫逃往苏联，成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1928年，陈翰笙回国，蔡元培组建“中央研究院”，让陈翰笙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农村社会调查，也带出了一批后来声名卓著的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薛暮桥，张培刚。
他主办的《中国农村》月刊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他有一项研究是这样的。英美烟草公司（BTA）给中国农民发放大量小额贷款，引诱他们不种粮食，种一种来钱的经济作物——烟草。当然，农民们收获烟草之后，只能低价卖给BTA。当烟草市场低迷，或者BTA垮台，耕地却再也不适合种植粮食了，烟农们就没了活路。这说明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压迫，而且受外来资本的渗透盘剥，而且外来资本主义是同本地官僚政权相勾结的。因此，中国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别的出路。这项三十年代初，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学术研究，代表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农村包围城市，推翻“三座大山”的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预测说，“对于未来的中国，也可说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以为有三种可能局面。一是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二是沿海各地变成属地或共管区域，而内地却还能独立，不受帝国主义支配；三是中国能完全独立，印度、朝鲜也独立，帝国主义从此寿终正寝。但我只希望第三种局面快快成功。”
他的理想实现了，而且提前实现了，“快快成功”了。20年后的1953年元旦，中国展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在一片外国的领土上，能够与最强大的美国打阵地战，寸土必争，迫使美国坐到了谈判桌前。朝鲜战争吹响了传统帝国主义“寿终正寝”的号角。又过了20年，到了1973年，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占领已经基本被清除干净了。
我为什么讲陈翰笙？陈翰笙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的硕士导师。他今年（2004年）3月13日才去世，活了107岁。北大图书馆为他开辟了永久的研究纪念室。他横跨三个世纪的生命见证了我国的崛起和进步。
他的个人生活是怎样的？在1933年元旦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希望着我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步。”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理想主义者，不畏权贵，热情帮助青年，醉心于思想的创造。他生前有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富春江。进他的家，我会产生满怀的感动。他的家与我20年前在那里读书时一模一样，非但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都没有，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在两年里，几乎每周一次，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还打赌开心。虽然“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可他那高贵的精神是不死的，是会薪火相传的，因为那精神高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所以，即使从理性的角度看，理想主义也应当是大学里的主旋律。有了理想主义，我们的社会才是有机的，团结的，才会比今天美好。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有坚强的信念，坚定的理想。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你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无论你的分数如何，无论你将来挣的工资多少，从事的职业多么不同，只要你足够善良，愿意百折不挠地为“社会”这个大集体热忱服务，你就能够，而且必然成为我们社会的纽带，成为精英。在把我国社会推向进步的过程中，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是我们每个北大人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们北大人——如果我们还自认“北大”是优秀的代名词，就不能忘记早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精神，更不能抛弃祖先的道德人文精神。
这精神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谢谢大家。
来源：北大校园网 更新时间：2004-08-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