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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中日交往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当代的启示
作者：倪乐雄
绵延千年的“大陆梦”及其根源
从公元4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500年时间里，日本向亚洲大陆的大规模暴力扩张共发生6次。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朝廷跨海入侵朝鲜半岛的新罗，征服了弁韩之地，在任那建“日本府”与高句丽对抗。公元600年（推古天皇8年），日本为恢复任那的势力，派兵一万远征新罗。公元663年8月，乘朝鲜内乱入侵的日本水师与唐朝、新罗水师在白村江决战，日军大败回国。明代日本丰臣秀吉大举侵入朝鲜，遭到中朝联军抵抗，公元1597年11月，日本海军在露梁海战中全军覆没，残部逃回日本。近代的甲午战争和上个世纪的侵华战争，日本一胜一败。
上述史实表明，长期以来，日本列岛有一股“天然”的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能量”，就像富士山底蕴藏的岩浆，只要时机成熟便向外喷射。究其根本原因是有限和资源贫乏的生存空间同无限增长的人口的冲突，这是个困扰日本的千年难题，也是个基本生存问题。生存层面受到威胁的人或民族，一般不考虑道德和正义问题，因此日本自古给人有“强盗”的印象。近代以后，各国都以工业立国，日本传统的有限土地与无限人口增长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工业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的问题，因此在“明治维新”后，比古代更积极地以战争暴力进行对外扩张。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国家进行领土扩张的战争目的是获取生存空间，获取生存空间的最终目的是获取生存资源，古代社会里，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随着国际金融体制和贸易体制逐步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形成之中，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变得可以剥离，通过有保障的公平贸易，无需进行战争扩张，同样可以获得生存资源。另外，由于节制人口生育的科学技术已经出现，人口的无限增长不再不可控制。所以，应该说困扰日本的千年难题和导致日本千年扩张的根源已经基本消除。但根源的消除不等于从根源中派生而来的千年精神状态、价值取向、文化习性和行为方式很快会消除，不等于作为一种历史的惯性不会影响当代日本同邻国的交往。
日本对中国的三种态度——称臣、对等、欺凌
除了强悍的蒙古统一中原时期外，以及朝鲜李氏王朝主动肃清对马岛倭寇据点外，历史上的日本一直对中国为主的大陆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而亚洲大陆的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一直取守势。日本借助地理上的天然优势，想来就来，想回就回。由于汉族执掌中原政权时，一味息事宁人，缺乏汉武帝时代主动出击匈奴的魄力，也可能鉴于元朝两次征伐日本的惨败，从未给予日本的嚣张以主动打击。这种历史性的迁就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历史性的蔑视。尤其在明代，对中国想和就和，想打就打，想贸易就贸易，想抢劫就抢劫，中国则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而中国长期的迁就也使日本养成了长期骄横无理和在内心蔑视中国的习惯。
中日交往在历史上前后分为三种性质，大约从汉桓帝至隋代期间，是日本向中原朝贡和请求册封的性质，那时日本刚刚摆脱茹毛饮血，尚待开化，对中国甘愿称臣。日本推古天皇15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递交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使隋时又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流，同中国平起平坐。日本对中国“不买账”由此而起，以后日本便同唐朝、元朝对抗，甚至为拒绝臣纳贡不惜同忽必烈对抗。其实忽必烈很有洞察力，从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的主导权和不愿回到臣属关系就判断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灯，迟早会给亚洲大陆带来祸害。与其让其做大，不如先发制人，及早解决之。
果然到了明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建筑。戏剧、绘画、茶道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验，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毫不犹豫地产生要鲸吞中国、朝鲜，做亚洲大陆甚至世界“领导者”想法和行动。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一直自视其高，并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
日本历史上对中国交往的几个特征
借助中国的强势为本土争斗增加砝码，这是日本尚未统一时的做法，比如邪马台女王遣使朝贡魏国，是为了在国内增强政治势力。日本大和朝廷为了在朝鲜同高句丽、新罗、百济周旋中，保住任那这块地盘而与中国通好并引入佛教。这是借助中国在朝鲜进行扩张。
国力衰微、或实力不济时则对外和平相处。一旦国内统一，势力增强，则毫不犹豫持进行暴力扩张。
在暴力扩张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顾忌和道义上的障碍。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的信，与田中奏折在语言和措辞方面赤裸裸的成都相差无几。丰臣秀吉和东条英机可谓貌离而神合。
吃硬不吃软是日本的个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势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如果实力不够强大，或者实力得不到验证，日本也是敢于向你挑战的，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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