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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考作文成为独立思想的成年礼
媒体思想之熊培云专栏
每年高考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作文。自从中国推行地方自主命题后，命题的灵活性明显增加。如罗素所说，“须知参差百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这种开放局面，无疑见证了中国的进步。同样是这种开放性，北京的作文题《北京的符号》收获了不少掌声。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附加的过多提示性条条框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次命题打折。思维的天空本来应该留下飞鸟的足迹，而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一只放飞于低空的风筝。
而眼下，又有人借助古诗感慨“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袁宏道)，呼吁高考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现实，更多讨论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东西。这些主张虽然用心良苦，但在我看来，无异于在“开放作文”的道路上玩倒车。作文应该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它不应该着眼于考验学生在关心社会方面是否“政治正确”，而应该着眼于对考生的创造性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的检验。换句话说，高考作文应该让学生奔放思想，体验思维的乐趣。
笔者并不反对“忧思”的价值，但是“忧思”未必能真正创造价值。不可否认，自古以来，中国并不少“忧国忧民”之士，真正缺的恰恰是惊世的预言，讲究逻辑的思想。杜甫为茅屋吹破而哭泣固然可敬，但是他的忧郁也没有帮助他想出一个“人权”的概念，为他的人生与未来的社会建功立业。
其实，如果你知道现在社会流行怎样一种主流的世界观，就不得不承认，那些“济世为怀”的道德文章也许是天底下最好做的文章。如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所指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正因为此，王小波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个观点我想同样适用于中国的考生。
尽管高考为我们这些贫家子弟提供了“社会投胎”的机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对于这种考试形式充满厌恶之情。标准答案式的考试与具有“虐待倾向”的选择题更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思维的乐趣，因为这种考试注重的是“记忆之学”，而非思维之学。这种记忆之学，当然包括历史、地理与政治等考试科目。树立道德标杆式的高考作文，同样如此。如果你会背诵几句名人名言，而且知道现在主流民意支持哪一种观点，那么，所谓的作文，就变成了一种只靠罗列“正确思想”便可举例证明自己顺利过关的体力活了。
记得2001年《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一篇文章，介绍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le baccalaur éat)是如何“令中国人汗颜”。法国考生所面对的问题是“我是谁？”、“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什么是公众舆论能承受的真理？”或者“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限？”等等。事实上，法国大学里的考试同样保持这种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我在巴黎大学参加的考试，每次时间为三个小时，所需要完成的通常也只有一道题。比如“如何理解媒介与权力的关系”，或者“论乌托邦”。显然，你在此主要展示的是你的逻辑思维，你的发散性理解，而不是你道德感召的力量。法国是笛卡尔、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故乡，应该说，这些思想巨匠的诞生，是与这个国家注重思维训练的理性传统分不开的。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帕斯卡“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这句话的精神内涵。
有人戏言，在某种意义上高考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成年礼”。尽管我并不赞成这种概括，但是，倘若我们迫于无奈，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成年礼”的话，我也希望它是一种感受思维乐趣、崇尚独立思想的成年礼。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专栏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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