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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龙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以来，中国赴韩访问的公务员人数骤增。据韩国媒体报道，6月1日，上海市有关官员8人赴韩考察韩国江原道原州市农业学校和两处信息化村庄。之前几天，山东省胶南市30名中青年干部已经到达韩国，据悉，他们将在韩国接受为期6个月的培训，重点考察学习“新村运动”。5月29日，由湖南省和农业科学院组成的24人考察团，已经访问了韩国原州市农业技术中心和一处示范村庄……沈阳市也将派出100人左右的公务员考察团到韩国学习。
他们从不同地区走到一起，都有同一个身份：公务员；也都有一个共同目的：考察学习。让人疑惑的是，出国考察对象应该是当下存在的正在进行中的现实场景，而他们考察的对象却是早已成为历史的“新村运动”，能说这是“考察”吗？“新村运动”其实是30年前的现实场景，从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到1974年进入全盛期，至70年代末期即已衰落，其间有近10年时间，虽然在80年代重新倡导发动，终因时过境迁而无法恢复原来的盛况。
对于历史的“陈迹”，与其说是去考察学习，倒不如说是去凭吊历史，因为那段辉煌的“运动”早已结束了。对于历史上的兴盛与盛况，很是值得凭吊与追思的，既可从中体悟其精彩的构思与独特的魅力，也可在追思历史中达到反思和借鉴的目的。因此，对于这种出国如能冠以“寻访历史”之类的“实名”，那其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会招人反感的。
由此想到北京市市长王歧山今年初在两会上讲的“南斯拉夫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的故事，在幽默中透出酸楚和无奈。“考察”如今成了某些人的惯性思维，一有什么新举动、新项目，首先就想到出去考察学习。一些浑水摸鱼的人也把“考察学习”变成了“公费旅游”的最好借口。
别人好的经验当然要学习，但不一定要亲临才能学到，而且过分依赖别人也容易食“外”不化。做决策、做工作关键不是看人家怎么做，而是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合乎实际的谋划，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政府部门办事做决策，应该有很强的成本意识，能在少量付出的情况下做好的，就不必花费巨资去做。现代网络发达，信息共享，学习渠道众多，需要什么信息和知识都可从中获得最大满足。现在还有那么多留学人员和国外研究者，所需知识和信息，完全可以通过他们来获得。这不仅花费少，而且效率高、效果好。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自主创新，在新农村建设上各地都创设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就是这些经验也未必适合所有的地区，何况是国外的多年前的做法呢？
假如能够把去国外考察的热情、干劲和资金，用来认真研究本地实情，研究各地和国外已有的做法，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老百姓也会更满意，同时也使那些借机搭船者失去依托和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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