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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邵道生
有时候我总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什么“屁大一点的事儿”都得要惊动中央才能办得了？为什么稍有点难度的事中央领导都得作指示？为什么有些不见得是惊天动地的事中央要派工作组、调查组？为什么有的省市一级领导能干的事、能办法的事也必须要中央最高层出面？是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多少万难的事要等中央领导去调查、去决策、去执行，然而却要“分出许多心”来去处理本是“地方诸侯”能处理的事，是啊，中国的高层领导的确是太忙了，的确是很难当的。
不过，当我看了《民主与法制》的“谁制造了四年不落的漫天尘埃――襄樊高莺莺死亡事件九问”一文以后，我才再一次体会到，中国有许多事是不能按想当然地去想，更不能坐在书斋里去坐而论道的。的确作为高层领导人谁都希望政令畅通，谁都不希望越俎代苞，更不希望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但这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就以襄樊地区的反腐败斗争来说，随着原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74人，其中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官场的确发生了强烈地震，但是却留下了一大堆的官场腐败后遗症。尽管时间过去了三年，有很多案件还是“不清不禁不起”的啊！譬如，一件与孙楚寅“相关”的十八岁少女宾馆跳楼所谓“自杀”案件直至今天还被死死地捂着、紧紧地盖着，法律本应是保护受害民众的，然而在该案件中的受害者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当地的权力者居然出动了武警、与公安来对付受害者，受害者的上访反而受到更多的“围截堵击”，不得不“四处躲藏”……
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在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经营了这么多年了的地方，在其周围已经形成了一条很粗的、难以撼动的“腐败生态链”，孙楚寅虽然倒了下去，决不意味着这条“腐败生态链”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它的“能量”、它的“势力”依然大得很哪；二是反腐败的确是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啊，你要腐败分子的乌纱帽，你要让腐败分子倾家荡产，你要让腐败分子坐牢甚至掉脑袋，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就擒？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是在腐败泛滥的重灾区就更是如此的了。所以，在襄樊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一般而言，像襄樊这样的腐败泛滥地区的“腐败生态链”由以下三种势力“合成”：一是蜕变了的权力者及其“衙内”们（“红道”）的“权势”，二是不法商人（“黄道”）所拥有的雄厚的“钱势”，三是犯罪团伙（“黑道”）为所欲为的“暴力势力”。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经营了多年的这根“腐败生态链”究竟由哪几种势力组成？笔者本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是，从记者们的调查来看构成当地腐败恶势力的恐怕这“三种人”都有活龙活现，很猖狂，什么坏事都敢干，什么坏事都能干，而且由于襄樊地区反腐败的不彻底，由“三种人”构成的腐败恶势力还有“新的权力保护伞”包着、护着，于是在襄樊就生了“一些原本离奇的事，向着更加离奇的方向继续发展”……所以，我敢下这么一个断言：若是没有一种比它更大的、来自上级权力机关的权力干预，那么，要彻底清除这根“腐败生态链”，要对这根“腐败生态链”造成的历史冤案进行彻底昭雪，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是的，记者披露的襄樊高莺莺死亡事件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它不仅仅表现在高莺莺的死亡是“惨死”，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在类似高莺莺的“惨死”并不是一个、二个，它还表现在类似高莺莺的“惨死”所发生的“背后黑幕上”：包括公安在内的权力遮盖和权力包庇，的确是那样，利用他们过去积累下来和目前还掌握着腐败恶势力，要让他们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对付像高莺莺样的“冤死鬼”，对付只能通过舆论来呼唤社会良知的记者，实在是太容易了，他们可以通过权力、财力和暴力一手遮天，他们可以通过控制的舆论权力（记者的录像带和群众的照相机均被没收，录像带被销毁，不容许襄樊电视台、襄樊日报、晚报发表与此有关的报道）去编制无数个理由来否定在高莺莺死亡事件存在的真相，所以，我可以下这样到个判断：若是没有中央一级的权力干预，若是没有公安部直接插手或是重新调查，那么，此等像高莺莺样冤案将永无重见天日。
所以，根据我对我国国情的理解，像襄樊这样腐败重灾区，反腐败反得不深、不透、不彻底的地方，还留下很多冤案的地方，只能寄希望于高层的重新干预。
来源：光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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