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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是一个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就提出的口号。不过在我们这里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用早期经济增长中所谓“物质生产”的概念去看待信息产业，只重硬件而轻视软件和服务。事实上，信息产业基本上是一种服务业，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自己的信息服务改善各行各业的信息机制，降低它们的信息成本，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
第四，努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目前我国由于农业相对低效而城镇工商业相对高效，如果我们能够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尽可能多的城镇工作岗位，加快这种转移，将大大有利于缩小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和提高整体效率。那么，实现以上各点的难点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的难点在于存在着实现这种转移的体制性障碍。
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来政府一再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却始终转不过来，而要提高增长速度又总是回到老增长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去，看来有以下体制上的原因：⑴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配置土地、资金等重要资源的过大权利；⑵体现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不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是GDP的数量扩张；⑶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直接与产值相联系的生产型增值税；⑷行政定价制度造成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信贷、劳动力等主要生产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和低估。
与此同时，行政化、官本位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体制和不够健全的法律和执法体系，也妨碍了技术、管理等专业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和服务业的发展。
为了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出路在于不折不扣地执行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起来。
那么，要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又在哪里？在我看来，关键中的关键在于政府，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前面讲到的那些体制性障碍，都是跟政府有关的。正像温家宝总理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所说的，“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
根据这种情况，政府应当坚决从越位的地方退出来，把这些自己不该管的事交回给市场、企业和社群组织去管理。
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有一些责无旁贷的基本职能，例如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要提供一个好的法治环境，运用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维护生态环境不受污染破坏，等等。在这些方面，现在政府还没有管或者管得还不够好，需要作认真的努力。
当然，政府改革由于涉及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免不得有困难和阻力。这就需要坚定决心，坚持进行下去。
2006.07.24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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