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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小口、三寸金莲、长衫——中国文人的性变态符号
作者：喻言的裤裆
中国历来的文人几乎都是性压抑，这主要归功于儒学。两千年来，儒学一直笼罩着主流的意识形态，“克己复礼”阉割了绝大多数文人的勃起。之所以说是几乎，而不是全部，在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在儒家的主流思想以外，始终存有杂音和异类在顽强地挣扎，比如道家、比如魏晋名士。
儒家讲“正衣冠”，庶人“短打”，士子“长衫”几乎是自汉以来历代的常例。长衫，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符号。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长衫裹住了中国文人肾虚的躯体，挡住了发育不全的下半身，遮住了一次次周期不长的性冲动。至大唐盛世，汉家服饰融入了胡服的宽大和奔放，中国文人的雄起才得到适度的发育。到宋代，扬文抑武，文事兴盛，国事柔弱，“去人欲，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兴起，整个民族集体阳痿。明代，中国文人更是进入集体性变态时期，采补之学（采阴补阳本为道家密术，其时，孔门之徒也趋之若众）广泛流传，朝臣甚至可以在朝堂之上，与皇帝讨论房中御女之术。
儒家文化其实也是地道的男性文化，女子不过是“三从四德”规范下的男性社会的寄生体。女人存在之于男人，主要是三种使用功能的载体：一，传宗接代；二，相夫教子；三，提供性快感的工具。中国文人在封建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这一现实。
中国文人对中国美女一般审美在几乎所有的古典小说里都达成一致标准：眉如新月、眼含秋水、面如满月、樱桃小口、肩若削、腰如柳、三寸金莲等等。这和西方强悍的游牧民族大眼大嘴美女构成完全的审美反差。
“樱桃小口”实质上是带有中国文人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审美趋好和极度的男性特权表征。从中国古代典籍、以及现代港台流行的相学中可以找到不少关于女性嘴唇与性器之间对应关系的总结。一般的理论是：嘴唇的大小与性器的大小呈正比，嘴唇的的厚薄与阴唇的厚薄呈正比，与性敏感度呈反比。简单地说，樱桃小口的女人比较容易获得性快感和性满足。
至于“三寸金莲”更是男性性变态心理催生的产物。中国汉族女性缠足源起自程朱理学兴起的宋代。缠足后的女人不便远行，有益于让女人足不出户，不利于女人与外界的沟通而达到“安于室”的效果，便于“去人欲，存天理”。女人的天理是什么呢？“夫为妇纲”就是最大的天理！缠足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提高女人作为性快感工具的使用价值。女性缠足后不仅提供男性“若风摆柳”的视角享受，更主要的是通过脚弓的变形引起腹腔前倾，女性性器变浅，容易达到性高潮。
可以说，长衫遮裹下的中国文人性观念的畸形发育倡导了“樱桃小口”和“三寸金莲”的社会审美趣味。集体肾虚的中国文人不是好好练内功，提高自己的性能力，而是通过投机取巧，削弱女性的“功力”来获取两性战斗的胜利，就好象现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提高自己而是使用搞跨对手的非正当商业竞争手段，最后导致的悲剧是民族总体性能力的低下，生命延续能力的下滑，阳气的衰竭，国力的衰弱。宋朝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尽管有岳飞、韩世宗这样的不世猛男，但是仍无力拯救整个民族的阳痿，先后败于两个比自己落后和弱小得多的民族。
中国文人更过分的地方在于明明自己“功力低下”，一个女人都难以应付，偏偏还集体热爱纳妾，所以中国的历史上诞生了无数的怨妇。“妾”的数量和品质，已经作为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活质量的标榜而存在。妾的使用功能主要简化成两种：种姓延续和性快感工具。妾的产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文人那捉襟见肘的“战斗力”，加大加速了怨妇的出产规模和步伐，必然破坏社会的平衡和稳定。“三寸金莲”和“樱桃小口”倡导的审美潮流，不仅降低了女性的性诉求，减弱了女性的性爱能力，以此来强化和抬高中国文人的强大，遮掩他们虚弱的肾和无力的下肢。
中国传统文人的流氓和无耻在今天仍然存在，很多已化妆成新的面目出现，封建文化仍然很大程度荼毒着我们的生活。近来，不少莫名其妙的烂文人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说什么恢复“汉家衣冠”，提倡复古，倡导儒学，排斥新的文明，面对中国古典文化，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要知道中国辉煌的古典文化中也有数不尽的垃圾。
来源：喻言的裤裆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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