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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收入比较高的北飘一族而言，一个月收入6000元，税金和保险1100元，租房800元/月，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物业200元/月，通讯300元/月，自费交通200元/月，吃饭（应酬）1000元，其他相关的穿衣、学习、生活用品等购置600元/月，则每个月可以节余1800元，每年可节余2.16万元，10年将节余21.6万元，20年节余43.2万元，30年节余64.8万元。现在的房价（四环）已经涨到6000多元/平米了，如果以现在的价格购买75-85平米的商品房（这里考虑全额付款买房），就得需要45-51万元，装修费如按房价的1/6计算，则装修费在7.5-8.52万元，（这里还没有计算购房之后的家具和家电等购置费用）单纯购房和装修费用就需要52.5-59.52万元，这需要北飘一族通过25-28年的努力，这是第一座大山的现实。
没有住房、没有北京户口，就只能属于暂住人口（北京的暂住证制度），殊不知，作为同一个中国的国民，而且都是受到过本科、硕士、博士良好学历教育的人还得在自己的国土暂住，听起来就来气，（这他妈的是什么制度啊？想起来就想骂娘）这样的制度居然还有不少北京官员支持，至今也很难废止。这个制度，就出现了第二座压迫北飘一族的“大山”（教育负担和“种族歧视”），户籍制度导致教育有了一个“分水岭”式不同，一边是贫民教育，一边是富人学校，没有北京的户口，小孩上学要交2-3万的赞助费、转学费、大学考试估计也得回到原籍去考了，否则，就是挤压了北京的“原著民”，我靠！我想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腐败和不合理制度象“毒草”一样蔓延，何时才能用“农民”和“北飘一族”的镰刀锄掉？
孩子教育，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立国和发展之本，不能因为父母工作地变迁，就设置种种制度和人为壁垒，这个社会和国家不属于哪个特权阶级的，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从基层选举产生的，逐级产生代表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制度和政策不应该只成为维护某些富人、官僚、大企业家，而应该代表最大多数的人民。中国有7-9亿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至少也有3-5亿工人（不准确，包括农业转化、产业工人、职工、打工族），应该说，中国的义务教育很重要，我们总不能让所有的北飘一族的子女全部回到孩子祖父辈的祖籍地去上学，这很不现实的，北京政府何时才能解决教育制度压迫问题，让北飘一族感觉到制度的平等？媒体，媒体究竟在做什么？对于这么大的问题，怎么就没有一点推动力和震动，在此，我们也深感新闻媒体的懦弱和无能，怎么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传播价值？
疾病，病来如山倒，我们将支付高昂的药费，这就是压迫北飘一族的第三座“大山”。我们常听见的一句话是“最好不生病”，但疾病是那么容易阻挡的吗？（前几天的一个感冒，我去了两次小药店就花去200多元）北京的看病难、看病贵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了（尽管我很少生病），北飘一族没有公费医疗保障，医保也不属于新农合的救济范畴，企业给予的大病医保也不太能派上用场，现在公司给予职工的保障利益也属于国家规划的范畴了，北飘一族还有什么值得依赖？追溯药价畸高现象，是由于中国的医药分业、医疗供应链监管、集中招标采购的（308、309、320）制度、带金销售、药品注册制度、国际药品研发成本环境、中国乡镇长期低下的医疗服务环境、社区和乡镇医疗水平的弱化等等原因造成，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整个国家在财政好转的前提下，建立长期的补医制度，对于个人疾病治疗，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北飘一族只有做好经济积累和大病保险，在高价格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显得无能为力。
我不想谈马斯洛什么需求层次理论，总感觉一种被哄骗的成分，我连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谈什么“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都离北飘一族（特别是上百万计数量的低收入打工者）太远，我们总不能把北飘一族的个别成功者当作典型榜样来学习，因为尽管大家都很努力，但对普通打工者来说，并不具有参考性，我们需要的是：如何真正超越自我，如何找到一个门径去实现基本生存“梦想”，这才是重要的。
在这里，我想到了新闻媒体，我们社会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的导向都是由媒体机构做出的，这“三座大山”是现实和客观的，我们新闻媒体应该如何去杜绝不合理的制度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我们该如何去引导北飘一族的就业、创业？我们该如何应对产业矛盾、交通、污染、社区安定、生活指数下降、和谐社会等城市病问题？都带给我们更多地深味和思考。
北飘一族，一个现实的字眼：“难”！
来源：传媒新思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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