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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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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满一篇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台湾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鸿海旗下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 [相关报道] |
这是我近10年媒体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
翁宝and王佑的BLOG
这是我近10年媒体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与我一起承受的还有我们的记者王佑、我们各自的家人、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的诸位领导和同仁、众多富有使命感的媒体同行们，他们都在承受着来自台湾的，我个人曾经尊敬的郭台铭先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一半来自郭先生的“骁勇”的个性，一半则来自郭先生的财力。
因为王佑的报道，作为记者的王佑和作为王佑“领导”的我遭遇了所有财产被查封的遭遇。——这种抛开报社，直接针对记者个人的诉讼；这种以巨额索赔为开局，以巨额诉讼成本为威慑的诉讼形式；这种以法人开户银行为担保，直接申请查封记者个人私有财产的方式，凡此种种，显然是在挑战作为一名记者起码的职业权利和尊严，显然是在挑战传统的媒体纠纷处理形式，并极致地威逼新闻从业者个人所能承受的局限。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承受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个月里，我个人一直与诸位同仁坚持的是，出于对企业的理解和对郭先生本人的敬重，以最大之耐心，以最大之诚意，达致双方的协调或和解。但是，面对一个傲然的企业机器（他们自称为成吉思汗）和“骁勇”的企业性格，我们的诚意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就如当初悍然以这种诉讼保全方式把我们送上法庭，把我们的财产悍然查封一样，这样的“强势心理”今日依然延续。
报社的声明上午发出去之后，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有各位新闻界的同行，有众多北大的校友，还有许多法律界人士，其中，《商务周刊》的主编高昱先生的一番话让我戚然：今天是你被查封，明天可能就是我了。
是啊，媒体从业者或许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困境，他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在一个企业权力急剧延伸，在一个法律体系对新闻从业保护日显单薄的今日，传媒业会是怎样的一种“高危行业”——无论你是怎般的善意，无论你是怎样地努力，无论你是怎样地接近事实本身。任何一方都可能会以法人的身份对任何一个记者的任何报道疑问提起高额的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记者的私有财产。
这就是此事的潜含义，也是媒体未来可能的生存现实。如果事情真如一些人所判断所演化的话。
我的父母他们还不知道这事，我知道在乡下年迈的他们不能经受儿子再小的小事，更不提这1000万巨额的索赔。王佑的存款之中一部分是她的母亲为他私下存的嫁妆，而那房子则是她父母穷毕生之力艰难而买，一个仅仅需要女儿幸福展开的母亲，在她的退休之年却要遭遇这样的痛苦。我能够感觉的是，王佑母亲此刻的担心和恐惧——这种恐惧仿佛施加与每一个新闻业同仁的父母亲，各位同仁都将会因为这个案子本身的进展而经受。
这段日子，我还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经历和思考，告知各位此事的进展。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从现在开始一起与我们经历这段岁月这的人们！你们的善良支持着我与王佑，谢谢。
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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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曝光，我就让他赔三千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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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台湾首富向记者索赔三千万，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之，无非是告诉人们：“谁敢曝光，我就让他赔几千万。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杀一儆百”法，就是告诉世人，看以后谁敢揭露他们的对待员工的不平等。 [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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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有恃无恐 媒体有心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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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企业有权保护自己的名誉，媒体也必须为其报道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富士康集团此番维权，却让人读出了“淫威震慑”的意图：第一，富士康没有直接起诉报社，而是选择了记者与编委个人。第二，富士康以其强大财力为后盾，提出了财产保全的极端请求。在开庭以前，案件是非明了以前，被告人的财产已经遭到查封。不论报道是否属实，不论案件最终如何判决，恐吓新闻工作者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 [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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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记者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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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起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维护自身的名誉权，而是要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用经费巨大和旷日持久的诉讼拖垮记者，让记者经受不起诉讼的高成本，从而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退步。 [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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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澄清前 富士康不该被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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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士康来说，选择被诉对象完全是一项诉讼权利。其可以诉报社，也可以诉记者。富士康依法行事，单挑记者而放过报社，表面上虽有“大鯨魚打压小虾米”之嫌，实质上可能是对记者查证不实非常不满，借此诉讼对记者施以惩罚。从苹果公司的调查结果看，记者报道确有不实之嫌 。 [全文] |
[下一页] 主编点评：铁肩担道义是财经记者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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