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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木桐
据《南方都市报》消息：继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后，湖南郴州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又落马，涉案金额逾千万。最新调查称李大伦夫妇共受贿1325万，其家庭存款高达3200万。据介绍，这一起市委书记贪污腐败案件的背后，竟然有158名党政干部和民企老板与李案有染。国内各大媒体在转载这一消息时，纷纷用上了“郴州官场地震”的标题或类似标题，继湖北襄樊官场“地震”之后，正在谋求“中部崛起”的湖南郴州成为又一个官场的坍塌区。
稍微关心一点事实的人，都一定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湖北襄樊官场“地震”有所了解。从2002年12月开始，随着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七十余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三十余人，厅级干部11人，襄樊最严重的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
“腐败”是官场中的常见词语，在腐败肆虐的官场的情况之下，官员们见面打招呼“今天‘腐败’了吗？”甚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地震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自然灾害，在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光在地震中遇难的群众就达到了16万之众，经济损失数十亿元，是一场难以回首的深重灾难。媒体拿“地震”以喻官场，表明某地吏治已经腐败到了一个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地步。与自然界的地震比较起来，自然界的地震往往剥夺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而官场的“地震”却常常剥夺了人们的信念与信仰。而如果说在自然界地震之后，我们尚可以发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要优越性，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话，那么官场的“地震”往往震碎了老百姓的心，震碎了他们对党、对政府的情感与信任。可见，官场“地震”是一场可怕的人祸，其危害更比天崩海啸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官员被称为“人民公仆”的中国政界，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政界，就是这样官场“地震”的人祸，缘何一场接着一场的发生呢？这是一个应该引起中国的当政者们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地震意味着大面积的坍塌，官场“地震”一个明显的特征在于由一个贪官的落马，从而牵出一个地方的众多涉案官员，一些关联的腐败案件也因此纷纷暴露于阳光之下。官场“地震”的破坏力之大便在于其不仅涉案官员多、涉及的行业多，破坏面积大，而且往往让腐败向纵深发展，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给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安定团结带来灾难性破坏。因此，严惩贪污腐败，加强权力监督，实行更加合理的权力分配、权力制衡机制更成为当前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
纵观先后发生在湖北和湖南的两起官场“地震”，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中国的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利益网，在这个网当中，权力为利益服务。权力与金钱，与仕途进行交易，形成了一个权钱交易网，行成了一套畸形的命令与服从，提拔与效忠的制度。在这个网当中，官商勾结、买官卖官，搜刮人民，黑白通吃成为最集中的表现。可以说，官场“地震”的背后，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一切腐败可以到达的极致。而频发“地震”的中国官场，其生态已经开始由个体性腐败向群体性腐败恶化，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任何当政者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信号。
湖南郴州今年受台风侵袭，郴州人民遭受了自然灾害的侵害，然而，天灾刚过，人祸又至，郴州人民雪上加霜。然而，贪污腐败又岂只郴州一地，还有多少地方的人民，正在忍受着如郴州人民一样的人祸呢？还有多少地方的官场“地震”正在汹涌地酝酿着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有寄希望于中国的当政者们，希望他们在面对如此恶极之腐败大案，面对中国官场生态急剧恶化之残酷现实之下，不要再把腐败当成是个案，不要在惩治腐败上顾头顾尾，而是真正地出铁拳，下重手惩治腐败，消除笼罩在老百姓头上的乌云，也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稳固的江山。（完）
来源：强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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