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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嘉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这话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卸任半个月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的。他说的是指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这件事，“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中国的高官，大概要从副部级计算。在我的印象里，公开在报刊上说出中南海政令不通的高官，张保庆也许是第一人。尽管他说此话时已经卸任。
近日，又看到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痛陈中国政治上的“官多为患”是一大弊端:“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张全景这番话虽然也是离开部长职务后说的，毕竟是党内高官，从政多年，有感而发，一语中的。
敢说实话而又担任现职的部长高官，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至少是其中之一。“转变政府的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你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你要讲成本。”
从三位部长级高官的实话实说中，我们大约可以看出今日中国的政治有三大弊端:政令不通、官多为患、成本巨大。一句话，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让多少贪官落马。请注意，这里只能用“多少”二字，因为我们国家的统计部门从来没有公布过每年有多少贪官落马的数字。贪官与非贪官的比例，也始终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民间隔几个毙一个的说法不足为凭，官方又给不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这种猜想比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难度更大。
与反贪的决心与力度相比，我们在反浪费上似乎还差距甚远。政府运作不计成本，养着超量官员，浪费了纳税人多少钱，这又是一笔糊涂账，一时半会儿也算不清楚。
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领导我们开展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并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最近这些年，似乎很少有人把浪费当做贪污一样对待，更没有人把浪费看成是极大的犯罪。遍及风景名胜区的“培训中心”，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的一个小标本。更多的浪费、惊人的浪费，大概都在李金华的电脑里装着呢，给不给我们看、什么时候给我们看，就不得而知了。
不反贪腐，亡党亡国。只反贪腐，不反浪费，同样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权当是盛世危言，给那些愈演愈烈的浪费敲一记警钟。
（2006年9月4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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