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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方 2006-10-09
今年以来，有3个农民因为都是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重金悬赏捉拿犯罪嫌疑人成为了媒体的焦点，他们是：吴国昌，颠覆京九铁路；邱兴华，连杀10人，血洗荒山孤院；石悦军6天杀12人，被称为“嗜血屠夫”。
农民，中国大地上自古至今一个老实、敦厚、善良、淳朴的群体形象，即使具体到某一个个体，人们也无论如何不会将他们与诸如“嗜血屠夫”一类的词语连在一起。然后，这的确是事实，他们罪行滔天，其所作所为，可说是丧心病狂。
这几个农民为什么会如此丧心病狂？我们往往首先注意到了这几个人的仿佛与生俱来的人格和性格缺陷：自私、孤僻、暴躁、多疑、好斗等等。但是从社会的大视角，透过最薄的层面看其案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么几点：
一、贫穷。莎士比亚说“金钱是万恶之源”，而贫穷也往往引发罪恶。尤其是在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时代和社会，贫穷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脓疮，掀开来，就是一块血腥。当今的农村，农民们的收入一年比一年或许有些增长，但这些个增长，永远也赶不上物价的涨幅，尤其是学费和医疗费的支出。邱兴华生了3个孩子，却几乎从来没有按时交齐过孩子的学费。石悦军有一门杀猪的手艺，却不仅赚不到钱，还常常出现倒贴。贫穷，把这些个农民重重地压在了社会的最底层，也造就着他们的畸形人生。
二、由于贫穷而带来的家庭和社会矛盾。物质是基础，缺少了这个物质基础，任何上层建筑的东西都是不坚固的，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而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和感情也变得脆弱得不堪一击。在这几个家庭里，因为贫穷，一有小事就会引发争吵。贫穷。也让夫妻相猜，兄弟反目。这些天长日久积累下来和各种矛盾，为他们日后的犯罪埋下了随时可燃的导火线。
三、家庭和社会的矛盾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化解。目前中国政府管理到乡镇，乡镇以下是村民自治。但村民自治在目前中国的农村，只是一个形式、一块招牌或者一个虚设的代表党和政府的管理机构，而更多的村组管理，还是靠人民公社时期大队、生产队原有机制来维持，但这种机制又在新的经济模式下越来越失去了效应。家庭有了矛盾，宗族管不了，党支部不好管，村委会不去管。而社会的矛盾，更是越积越多。广袤的农村，既缺少社会矛盾产生的预防机制，又没有解决家庭矛盾的责任和意识，小事变大，环环相连，直到酿成事端。吴国昌破坏京九铁路甚至有个可笑的动机，他是想把事情搞大，让社会因此而注意到他。
四、农民缺少社会的关怀。即使如吴国昌、邱兴华、石悦军们天生就是私欲满心的人，天生就有孤僻、暴躁、多疑、好斗的性格，但后天的教育和好的社会环境足以让他们抛却不良习惯和嗜好，迎接新生。何况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 ，决非恶者天生之恶、善者由来之善。即便是邱兴华这个杀人掏心的凶徒，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子女学费的父亲，一个在生活中左冲右突不得要领的中年男人，甚至还是一个讨要花皮小狗的护生之人，一个小聪明与大缺点同样显眼的乡民。只要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他能够得到社会的一份认同，得到周围人们的关心、帮助、哪怕是迷途中的点化，邱兴华也就不至于产生情绪失控和精神疯狂，他成为杀人凶犯的可能性也许会大大地降低。
说到这里，突然想起前不久媒体援引某专家言：中国至少有1亿人精神有障碍的倾向。思考吴国昌、邱兴华、石悦军这3个已变得丧心病狂的农民的所作所为及其原由，真不知道他对8亿多农民的精神方面的问题估计得是否充分。
来源：强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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