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的上海，天气好得出奇，33岁的韩云松心情却颇有几分微妙，这位复旦大学第二附中的科研室主任，负责学校所有四个班级的初中历史教学。这种微妙源于从这个学期开始，上海市所有初高中的学生们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所发生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一个月来始终成为网络争议和媒体报道的热点。
·新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引发激辩
争议的高潮始于9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这篇名为《毛去哪里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报道，报道说，上海的新版历史教材“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分降半旗那一课出现。” 
随后，国内外媒体也进行了大量报道。争论也由此而起。需要指出的是，各种流传的评价，所针对的大多是网络流传和媒体报道的沪版新教材目录介绍，很少有评述者真的有机会翻阅过这8本沪版历史教材。实际上，这套今秋在上海开始全面试用的新教材，不过是上海市按照早在1998年就开始的第二期课程改革方案，依早已制定好的计划进行的一个常规步骤。所以编者反复对媒体强调，这套教材只是试用，还需吸取包括中学师生在内的各方意见进行修改。
尽管对沪版教科书事实部分的剖析和对价值观的争议声音已经慢慢平静下来，在复旦二附中校园，面对记者谈起这个话题，初中历史教师韩云松仍然显出几分不安，他给学生们上的历史课正要开始讲述一个相对敏感的地方，秦帝国和秦末农民大起义。
就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学勤教授。作为历史学家，朱先生有着自己的理解。
历史教科书不改革不行
记者：您看到这批新教材后感觉怎么样？
朱学勤：感觉不错！我曾经做过中学历史教师，拿这个书跟三十年前我教的那套全国统编教材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是很大的进步。
记者：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朱学勤：首先是在体系上，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第二就是教科书的编写方法，打破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灌输、教条式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法，它穿插了很多在课堂上即兴参与的小教案。比如郑和下西洋，这套教材旁边的一个小框框里面标出，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他下西洋是来寻找建文帝，你怎么看？你还听说有其他动机吗？等等。
你可以想像，如果用这个教材的话，那种师生互动和学生参与的气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和教条式的背诵法，所以我认为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比较大的突破。
记者：您感觉是这套教材提供了一整套比较开放的思路？
朱学勤：对，是文明、开放、面向世界的思路，你看高一第一学期的教材，部分中国史和世界史融合在一起按照几个主题来讲：主题一人类早期文明，主题二人类生活，主题三人类文化。这样一个主题相比过去我们教世界史，五大社会发展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讲下来了，要可亲可近而且可信得多。
放弃了五个社会发展阶段，这是一；第二它也削弱了、淡化了过去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样的一种历史观，它突出的是文明、文化、科技、生活，甚至它告诉学生什么叫法律？最早的法律是产生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审判制度？陪审官起源于哪里？最后它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自己讨论，是这样一个问题，多有意思啊，它问您知道您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吗？读这套历史书长大的小孩，我认为那真是喝人奶，不是喝狼奶长大了。
至于对这本书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误解、攻击，或者说是反对，我觉得要区别对待：
有一个看法是把里面有一些新的详略对比的安排，说成有政治含义，比如说故意贬低毛泽东，故意贬低中国革命，这种说法我觉得不能成立，当然关于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在这本书里面有所涉猎，它的比例相比过去的确少多了。
就以毛泽东的功过来讲，史学界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这种情况下，教科书的编者，采取一个淡化、略化、粗线条的处理方法，既是无奈的，也是理性的。何况这套书是按照一种开放性的体系来编排的，到了课堂上，每一个历史教师，也完全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详略讲解。
至于由此把这一套文明史的教材体系说成是一场“理论争辩”、“颜色革命从上海开始”，这些人想的是实在太多了，我甚至想说，用这种语言来面对一个教科书微小的进步，本身说明他的思维方式还在十年、二十年前他接受的那一套历史教科书的束缚之中，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暴力史和革命史教学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不说是牺牲品的话。网络上有这么多的人用这种语言来恶意地攻击这套教科书，不说明这套教科书没有必要，恰恰说明这次改革迫在眉睫，不改革不行了，就是社会已经向前前进了三十年，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思维体系，迸发出这样的文革式的语言，他岂不说明我们的教科书改得太晚了，而不是改得太早了！
人吃人史观训练出的是狼
记者：有观点认为，一部被史家形容为“相砍史”的中国历史，在这套教材里被编排成了一部温情脉脉安定团结的“和谐史”，如果从历史真相的角度来说，鲁迅说过翻开中国历史，字里行间都写着吃人……
朱学勤：我首先就不赞成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这种讲法，鲁迅的这种历史观就是过去农民起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小孩饱读水泊梁山这些相互吹人的东西，再读到鲁迅对中国历史的大简化，他会饮鸩止渴，会产生前几年我们知道的像马加爵这样的一种极端悲剧性的行为：既然我们打开书，我们的大文豪告诉我们，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人砍人的历史，那今天我拿起刀来捅杀自己宿舍的同学，那并不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啊！
记者：那么这到底是历史观出了问题，还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
朱学勤：两种情况都有，但历史观肯定有问题。不管这个历史是谁写的，哪怕是鲁迅写的，我都觉得这个是对历史的大扭曲、大曲解、大减化。第二，今天的社会现实肯定是有很多不公正的，那面对这么多的不公正，你怎么办？讲完陈胜吴广的故事，告诉学生是现在就去做陈胜吴广，还是告诉学生我们已经离开那个时代两千年了，我们可以尝试用更文明、更符合法律的办法来争取人的尊严，争取一个普通人的正义？
你想过去的历史教科书教给学生的，就是碰到不公正、碰到不正义的事情，最公正、最正义的反抗方式就是暴力，正因为这样，所以到了“文革”，那一群红卫兵才会用那么暴力的手段来报复他们的长辈和老师。除了“文革”时那些特殊的政治教育，此前孩子们接受的历史教育，包括片面的鲁迅教育都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那是喝狼奶的教育，不是喝人奶的教育，训练出来的是狼，不是人。 (续下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