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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鲁迅和后来著名的抗日人物的矛盾关系，显然无法证实鲁迅是汉奸的。鲁迅和他们论战在前，他们后来被害和已经去世的鲁迅有什么关系？而且，用一个人后来的行为来作为一个人总体的评价，本身就是片面而荒谬的。比如，杨荫榆女士当年跟随军阀政府阻碍学生爱国运动，和她后来被日寇杀害，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应该用她后来的悲壮行为，来就此否定她当年的错误行为。我们只能说，杨荫榆女士当年做了错事，被鲁迅批判了；后来又做了了不起的事情，成了让我们后人深切怀念的抗日先辈； 
再其次，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后来做了汉奸，是周作人自己的事情，责任当然该周作人自己来负，我们怎么能搞株连地把责任生拉硬扯到鲁迅先生身上呢？这无须多言了；
至于鲁迅拿国民政府津贴的问题，显然是不懂当时的真实情况外行的胡言乱语。其实鲁迅先是应章士钊之邀，做了北京的军阀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是有津贴的。随后，便发生了女师大学潮事件，鲁迅愤而写文章怒骂军阀政府和杨荫榆等人的恶劣行为，结果导致了教育总长章士钊因此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被免职后，教育部仍然拖欠了鲁迅的很多津贴，鲁迅愤而和章士钊打官司，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事件。鲁迅先生赢了官司，使得军阀政府后来陆续把欠款补给他。正因为鲁迅的批评政府行为，让鲁迅失了业，后来他走广州、去厦门、到上海，辗转于几所大学教书谋生，皆因为跟北京国民政府和杨荫榆产生了矛盾，才如此惶惶然被迫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
何况，鲁迅离开北京最后落脚于上海，应蔡元培先生的邀请担任编辑和撰稿人，领取津贴，是跟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不是北洋军阀的北京国民政府，这是两回事。应聘于政府教育部门来做撰稿人或者编辑，是当时文人、大学教授普遍的现象，正常劳动所得，无可厚非。何况，这种聘用关系，也于1932年终结。
最后，关于鲁迅深入批判传统文化的问题，其实正是鲁迅先生一生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当时的中国，刚刚从覆亡的清朝走出来，传统的封建文化势力强大，它们对抗民主科学思想的引进，妄图在故纸堆里翻腾出来所谓的“先进性”，来抵御人类先进文化的引入，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此，当时的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有鲁迅先生。假如要否定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对国民性的批判，那么，就需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整个精神，才能说得通，但只要是个负责的人，并不难明白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伟大贡献。
至于鲁迅先生在文革中被利用，责任并不在鲁迅，死去的人不可能为后人的行为负责；以此来否定鲁迅，更显得不着调。文革是人妖颠倒的时代，拉大旗作虎皮、口号式引用只言片语不求甚解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当年的红卫兵引用鲁迅那些颇具战斗性的语言来互相攻击，已经脱离了鲁迅先生当年的真实语境，其实是对鲁迅精神的“强奸”。
鲁迅是个特立独行的独立知识分子
鲁迅一生的显著特点就是特立独行，不粘锅，不去参与任何组织和党派，是个典型的独立知识分子，自由写作，自由思想，代表了那个年代可贵的思想自由精神。正因为如此，生前的他遭遇到了许许多多派别的攻击，甚至给他扣上了“汉奸”、“无聊文人”等等帽子，皆因为他并不愿意跟随别人的指挥棒起舞而导致。
鲁迅最大的战斗力在于反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即所谓的“奴隶文化”、“奴才文化”、“走狗文化”。他很欣赏有脊梁的人，曾经为历史上的所谓“叛徒”鸣不平。在当年，从封建专制时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如此强烈反对文化传统的不少，但鲁迅的文章最好，写得深，写得透。加上他一直不粘锅，所以没有什么政治负担，可以自由地来。
鉴于此，当年的1·28事变中，鲁迅采取了不和当局合作的腔调，很正常。现在也有不少观点认为，1·28的责任到底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是中国愤青们的问题，颇值得思考。虽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但也需要客观地分析当时真实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不少愤青误国的事情，比如济南事变，就是很典型的愤青误国，那些愤青们杀了大量的日本侨民，以当年日本之强大，如何能咽这口气？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鲁迅是很讨厌那些虚张声势的人的。国民政府因为政治的需要，当然会支持某些这样的声音，虽然实际上并不会跟随这种声音。在抗日问题上，蒋政权声音上比较明确，但做法上比较谨慎，强调的是隐忍，等待国家强大之后再决战。但国民政府不敢反对抗日言论，这些，都让鲁迅看不惯，他就会不合作。这只能说明鲁迅这人不愿意跟着走罢了。站在街头喊口号的爱国其实是误国，中国就坏在这些口头革命派上。（本文有删节）
来源: 网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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