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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不能忘却的记念》一文：
不能忘却的记念
二〇〇二年的冬至，是我的岳母辞世二十周年祭年，二十年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悲喜情感交织中带沣遗憾和眷念离开了人世。她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贤淑、善良、勤劳、俭朴，但时代和历史却在她心灵上刻画下了累累的伤痕。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她唯一的儿子，他只有十七岁，只身远赴江南求学，却被卷入国共的战乱之中。她与岳父交织在惊恐、迷茫和彷徨，为了寻找儿子，岳父只身奔赴江南，恰遇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他在血与泪、饥与寒的九死一生中，在常州与儿子会了面，但不到四个小时，却迫于时局的混乱，只好含泪分离，庆幸他们父子俩在崇明岛再次重逢，从此他们父子浪迹天涯，杳无音信。
岳父寻子出走后，家庭失去顶梁柱，一副的担子压在岳母的肩上，她与三个女儿相依为命，耕种祖上留下的三亩薄田，披星戴月，收获勉强度日。
土地改革，她被定为贫农成分，但因是流亡眷属，政治上受到歧视，在别人的白眼下生活。她终日脸上挂満了愁云惨雾，但又时时刻刻牵念着亡命天涯的丈夫和儿子。
一九五一年家乡大闹饥荒，三天两头揭不开锅，无奈之下，从未出过远门缠着小脚的她步履艰难，跋涉数十里路去求救于岳父的学生的帮助，待她将几十斤的高粱背回家时，竟累得大病一场，卧床多日。她和女儿们吞糠咽菜，一天天地度过难关。
她在苦难中煎熬多年，三个女儿相继出嫁，从此她一个人孤单地守着多间老屋，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她常常彻夜难眠，面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凝视窗外，眼前一片茫然，时而恍若梦境，时而从点点星光中幻见到一线希望。
她一天天衰老，额上的皱纹加深，头发全白，当土地入社（人民公社化）时，她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只能在二分自留地上辛勤劳作，种些瓜果蔬菜，补给生产队每天供给不足半斤的口粮。
家中老屋多间，风雨侵蚀，年久失修，相继倒塌，她把木料变卖，以度饥寒。
老宅基地被充公，只能在老宅旁搭建草房一间，不足六个平方米。室内土灶一口，旧床一张，除简单的生活用具，别无他物，被褥破旧，衣衫褴缕，但我们也无力相助，看了令人万般不忍和心疼。
一九五六年前，政府对“流亡”家属比较讲究政策，只要守法，不至于受到打击迫害。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形势逆转，阶级斗争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岳母虽年已花甲，但历次政治运动仍在劫难逃，常常无端地遭受批斗。曾因喂养两只母鸡生蛋，未能及时地卖给公家，竟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文革十年，造反派更是肆无忌惮，批判会戴高帽，游街示众，斗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幸岳母为人善良宽厚，地方上一些有良心的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尚能为她讲几句公道话，使她多次化险为夷，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最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七二年秋，“一打三反”运动时，找到了我，用一双颤抖的双手，递给我一张盖有红印章的纸片让我看个究竟，原来是张革命委员会的档，内容是她经审查是漏划的“地主分子”，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我感到很困惑、迷茫！土改时，她一家四口，只有三亩土地，按中共土地法规定还分得别人几亩湖荡地，二十年后，怎么一夜之初蝃 变成了地主阶级？真是天大的笑话。老人家的无辜，无奈和无助，全刻划在那张憔悴的脸庞上。
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她饱经磨难，但仍坚强地活下来，并终于盼到朝思暮想的这一天。
一九七九年的初夏，一位从香港回来的族亲给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是，她浪迹天涯的儿子还活在人间，并在台北的一家大型医院任职，生儿育女，家庭幸福，只是先岳父已于一九六八年在台北病故。她起先不敢相信，当儿子从台湾经香港转寄来信，并附有多张彩照，她才欣喜若狂，我把来信逐字逐句念给她听时，她老泪纵横，照片看了又看，用一双苍老的手不停地抚摸，贴在脸颊上，放在胸前，一瞬间，忧与愁，怨与恨全烟消云散了，呈现在眼前的是希望、喜悦和光明。
不久，错划的“地主”身份也获得平反，她的精神枷锁解脱，再加上儿子不时来信，及常常汇款让她改善生活，她那饱经忧患风霜老态龙钟的脸上，也常常绽开了可爱的笑容。她跟儿女们说：“有生之年，能见到儿子一面，就死也闭眼了”。遗憾的是这一天她没有等到。临终前，她神态安祥，双目微闭，好象有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大概是病危前讲的那句话：“刘家这一脉的后代，不知何时能落叶归根？”
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她那公职退休的儿子，才携眷返乡，在墓前衰痛跪祭并迁建墓园。她老人家在天之灵若是有知，也该含笑了。
她走了，一间小屋，灵柩进不去，只好破墙而入，女儿女婿及侄儿们为她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哀荣葬仪，乡里间传为盛事。
岳母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她的命运是几十万去台同胞家属的缩影。她已走了二十年，但愿这场悲剧永永久久不再重演。我写此文，作为对岳母大人永难忘却的追思。
二〇〇二年冬至前。
（fhr12345留言：这篇文章是本人父亲所写，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
来源：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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