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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延迟退休的说法并不新鲜。2004年第35期《新闻周刊》就以“延迟退休 养老与就业两难”为题刊登了陈晓文的评论，其中介绍，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中国延长退休年龄是必须的，因为人的寿命延长了。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7岁增加到72岁，原来的退休年限已经不适合目前的人均寿命。我们养上一代只要十年，而下一代要养我们二三十年。这样对下一代剥削太多。这是养老负担公平化的要求。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欧等国的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渐进出现的。漫长的过渡时期使社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应对老龄化问题。而中国由于社会财富积累不够，首先面临考验的是养老金支付系统。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我国已经面临养老金支付隐患。很多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很少，退休职工的个人账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空账运行”方式。养老制度设计还存在另一个隐患。我国目前实行的退休年限为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在此基础上，支付养老金的年限按人均十年的预期设计。但我国的人均寿命已达到72岁，寿命延长为原来的制度设计留下一段亏空。因此，延迟退休，对养老金制度的自我平衡是有好处的。据测算，如果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龄在2020年都提高到65岁，养老金体系将保持盈余。
那么，2004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退休制度并没有进行调整，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男女退休年龄不统一所造成的男女同工不同酬这种违反宪法的制度依然畅行无阻。人类历史和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女性的生命周期比男性要长，而缩短女性的工作期限，形成了对女性权利的剥夺，违反了宪法有关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原则。这种女性退休提前于男性的制度设计和执行，使得女性工作权利被剥夺，而由此造成的交付养老金年限被制度性压缩，造成了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份额的降低，使得女性群体利益都被侵犯。
还有什么变化呢？那就是社保资金被挪用甚至被贪污的案件层出不穷。上海市社保资金被当地委府用于房地产开发、郴州社保资金被一把手腐败等等案件，反映出社保资金案件大规模爆发的态势，折射出目前官场摇摇欲坠的基本走向。
说延迟退休将避免人才浪费，那不过是为了强制性延迟退休所找的借口。其实，那些退休了的人如果还有继续工作的愿望，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目前的制度安排上也有返聘的路数，因此，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应该取决于退休者个人的选择。
欧美国家不约而同采取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其背景是，这些国家普遍面临劳动力短缺，导致很多粗重活计没有人干，必须采取调整移民政策的方式，引进移民来填补粗重工作岗位上大面积的空缺；同时，延长工作年限推迟退休年龄，缓解劳动力紧缺的压力。
而采取如此政策，立即遭到两部分人群的强烈反对。一部分是在职人员，政府通过政策强制性迫使其工作年限延长，加长了交付养老金的期限，而缩短了享受养老金的时光，这种对个人利益的剥夺，自然会不讨好；另一部分人则是失业人群，显然，在职人员延迟退休，会更多地挤占就业机会，加大就业难度。因此，当时欧美都曾经大规模爆发针对如此政策调整的示威游行罢工等群体性活动。
当然，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后，在宪法上剥夺了那些群体性活动的权利，也就是不认为那些活动是合法的，为将这种群体性活动视作非法奠定了法律基础，也形成了对于公民权利的悍然剥夺。
而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上周江西发生大学生因为就业的大规模骚乱致使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被各地宣传主管部门责令不准报道，但却是风起云涌的群体性骚乱事件当中的沧海一粟。
各方越来越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就业问题将是中国在21世纪当中最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所包含的动荡因素，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有所体现，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北京，类似人民大学女博士开价每小时50元陪逛街聊天，北大光华学院毕业生公开打出欲从事陪聊工作等等，都表现出当今就业的巨大压力，以及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
中国被全世界广为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策实施了约30年，强制性剥夺人类生育权利，也是造成当今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性因素。
在如许背景下，提出延迟退休的政策设计思路，很明显是不合时宜的，是国家（具体说就是委府）再一次推卸责任的举动，而将社会保障的责任扩散给社会，由民间来担负原本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
对此，我们能够如何？没辙。
来源：博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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