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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洪洋
日前，陕西省１９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将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内容，对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讨严重的地区下达督查通知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见１１月１２日《华商报》）
关心流浪的未成年人，体现了政府关怀，而且还提升到“一票否决”的高度，重视空前，此心可表。可是，从实事办好、好事办实的角度，我们就会发现，这项政策有着时下许多政策的“通病”——华而不实，知易行难。
１９个部门联合发文，在政策制定者看来，是一种重视的表现——联合的部门愈多表明重视程度愈高——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结果呢？令人遗憾的是，往往是事与愿违——政出多门，个个都似乎有责任，谁也没有真正责任，趋利避害，相互推诿，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这在心理学上叫“责任分散效应”——因为其他平等责任人的存在，抑制了个体履责动机。可惜许多政策制定者并不明白这一点，热衷于搞“大串联”、“大兵团”作战，结果既影响了部门正常的履职行为，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劳民伤财。有些问题，真想抓一个部门足矣，不想抓１９个部门联合也白搭。
“对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讨严重的地区下达督查通知书”，何谓“严重”？是按人口比例，还是绝对数字？对于穷人家庭来说，一个未成年子女外出流浪都是“严重”的，而对于地方领导来说，５０％的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也未必是多大的事；“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一票否决”，什么样的后果才算“严重”？恐怕政策的制定者心中也没谱。既然何谓“严重”都没法定义，“一票否决”又从何谈起？
“主语”缺乏，“宾语”模糊，又是文件的重要“硬伤”之一。“下达监督通知书”，谁来下达？下达之后，又由谁来监督实施？“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实施一票否决”，谁来实施一票否决？“相关领导”又是指谁？地方党委书记、行政首长，还是机关领导？谁拥有这个文件的“最终解释权”？
描述模糊，权责不清，如此文件，焉能善治？可惜，如今官僚作风甚炽，形式主义不绝，这种放空炮、“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件天天在发，弄得下级部门也“审美疲劳”，开个会传达一下，发个文应付一下，老百姓更不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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