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性解放”与低生育率
易富贤
一、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否和谐又取决于对性的控制程度。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孟子》：食、色，性也。食，是个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寿命有限，需要通过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性行为是动物的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性欲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通奸和离婚，就因为他们确信，对付通奸和离婚就象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因为淫乱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中国晋代上层的淫乱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笔者在《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现在的人口问题》将详述）；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明清。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
二、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的控制的度掌握的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烂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淫乱的程度；而在 “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家庭之内。
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过要做到节制就可以了。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儒家提出适当节欲（而不是禁欲）的思想，《礼记·曲礼》：“欲不可从（纵），乐不可极”。孔子说：“君子好色而不淫”。荀子提出“中理”这一标准，即人的欲望和行动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实是中国数千年摸索出来的社会分工。中国古代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可以纳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制，匹夫匹妇，《易经·家人卦》所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亦即《礼记》所说：“男不主内，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来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古代“上有八十岁老母”可以抵消一些罪过或者豁免一些责任（对母亲的孝似乎比父亲更重要）。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的元明清三代，歧视妇女、摧残妇女的现象才比较普遍，包括妇女裹小脚大范围流行（裹小脚现象虽然很早就有，但是不流行）。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其实就体现了男女在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分工。
“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西周开始的中国古代婚姻法中，将婚姻视为人生最为神圣的事情，结婚程序遵循严格的“六礼”：纳采（求婚）、问名（探女方情况）、纳吉（通过双方八字的测算，得到好兆头）、纳征（正式订婚）、请期（双方商定成亲日期）、亲迎（成亲）。南宋之后浓缩成三礼：纳采、纳征、亲迎。并且成亲的时候还要拜天地（因为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着夫妻结为利益共同体）。成亲之后，还要庙见，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见男方的祖先，向祖宗报个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从道德层面看，古代很早就主张妇女应该“从一而终”。“从一而终”其实有多重积极意义：
１、由于家庭是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从一而终”其实是很好地保护了妇女利益的，家庭的财产是夫妇共同创造的，不能随便将妻子扫地出门。
２、婚姻目的之一是 “合二姓之好”，一旦离婚就是“结二姓之怨”。
３、男女结合是天作之合，不能违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为前世结怨，认命而已）。
４、依存于物质再生产的人口再生产才是有效的，夫妻双方同心协力抚养小孩。单亲家庭不利于抚养小孩（现在西方国家的单亲家庭也同样不利于抚养小孩，很多陷入贫困）。要是离婚的话，继父、继母对小孩的态度就不一样。
５、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意味着浪费生育时间。
因此古代离婚是一件很郑重、很严肃地事情，不能随随便便。男子可以离婚休妻的七项条件（“七出”）：不顺父母、无子（还得等到50岁过了生育年龄之后）、淫、妒、恶疾（麻风等传染病）、多言、盗窃。前两项涉及到孝，第三项就是对性的限制。古代社会还为“七出”设定了限制条件，叫做“三不去”： 有所娶无所归（离婚后无处可去）、与更三年丧（妻子陪同丈夫给公婆服过三年重孝）、前贫贱后富贵。也就是说，虽然女方犯了除了“七出”之条，但是有这种三种法定情况之一，男方也不能离婚。但是属于“淫”和“恶疾”的不适用“三不去”。“恶疾”是因为传染病威胁家族的生存，“淫”是因为败坏家风。可见古代对“淫”处罚的非常重。
但是从制度上，中国古代不曾禁止过妇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离”制度，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而欧洲整个中世纪都禁止离婚。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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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人口·民族兴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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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们的先祖曾经建立起世界上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使得我们民族傲视世界上千年。但是中华生育文化的两个支柱：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礼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经消失几尽，而又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扪心自问，在生育上面，我们还算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吗？ [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