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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看“伪科学”之争
科学时报 作者：王中宇
“伪科学”之争迁延多年，网上对骂者有之；诉诸公堂者有之；在摄像机前捋袖挥拳者有之。学术观点与人格、行政、司法纠缠在一起，斯文扫地，贻笑天下。近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宋正海发起学者签名，要求：
“恳请学术界彻底搞清'科学’的定义，恳请谨慎使用'伪科学’一词，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
结果引起了更为火爆的对抗，对这场已经不太像论战的“论战”进行冷静的思考，已经不可回避。
何为“伪科学”？
宋正海一方不承认“伪科学”一词的合理性，因此不能从这一方寻找“伪科学”的定义。
在另一方，对“伪科学”有各种定义，其中有的定义基于“造假”、“诈骗”，而这本质上涉及刑事犯罪，与“科学”与否无关。即使在“科学共同体内”，此类事件也屡屡见诸报端。
方舟子对“伪科学”的定义是：“被说成是科学的非科学”(方舟子涵芬楼讲座：《科学时代的伪科学》2005年9月21日)。2006年12月6日，他又对此作了更详细的解释：
伪科学和学术不端行为并不等同，虽然搞伪科学的往往也会在学术上造假，但这是两回事，因为学术造假是在表面上还承认我们现在的这一套科学的体系，科学的方法，只不过背地里偷偷地弄虚作假，而伪科学是从根本上反对现代科学的体系、方法和思想。(科学斗士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齐聚TOM谈“伪科学”〈实录〉)
方舟子看到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造假”，其二是“从根本上反对现代科学的体系、方法和思想”。显然，前者是道德与刑事问题，后者是学术观点问题。对前者应在司法层面讨论与处理，后者才是“伪科学”问题的实质。而学术观点层面的问题不应由司法系统处理，否则，我们就回到了李斯丞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年代。
由此，在《科普法》中写入“伪科学”是不妥当的。不同于学术文件，法律文件必须可执行。写入了“伪科学”，就必须以规范的法律术语界定何为“伪科学”；有明确的法律程序来认定“伪科学”；有法定责任人来裁决关于“伪科学”的诉讼。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切，司法系统就成了学术系统的最终裁决者，不知谁会欢迎这种状态？
2006年12月21日，与“伪科学”相关的一个诉讼案中，方舟子败诉，审判公正与否，自可依司法程序申诉。但此案裁决的基点并非“伪科学”与否，而是“名誉权”。司法的基本功能在于界定、维护不同主体间的权、责、义务关系，而非裁决学术争端。此案表明，我们的司法系统也无意介入这个领域。
何为“科学”？
一些反对“伪科学”的朋友，往往以一些学科内获得主流学者公认的结果作为判断“伪科学”的依据。这其实是将具体学科的具体结论当做“科学”。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一个为绝大多数学者长期认可的结论被实验、观察或逻辑分析推翻，是不是科学也就被推翻了？
方舟子显然比这种认识深刻，他指出：
“科学界对判断什么是科学，是有公认的标准的，被广大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应用着。这个标准主要有四套：逻辑的标准、经验的标准、社会学的标准、历史的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的标准和经验的标准。这里说的经验，不是生活经验、历史经验的经验，而是哲学说的经验，其实就是指观察、实验，因此也可以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方舟子：《科学时代的伪科学》)
“逻辑加实证”，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它为今天大多数科学家遵循，尽管其中许多人并不关心这个哲学层面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它对推动人类认识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方舟子在同一篇文章里也指出：
“我们去翻翻词典、辞书对'科学’下的定义，会发现各有各的说法。去看科学哲学著作对科学本质的讨论，不同的流派也是谁也不服谁。对'科学’这种异常复杂的事物，是很难下一个大家公认的简明定义的，因此在科学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有关科学本质的学说。”
换句话说，什么是科学，在学术界里本身就是一个处于探讨、争论中的问题。将“科学”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其实起源甚早。1561年出生的培根(《新工具》)、1632年出生的洛克(《人类理智论》)、1711年出生的休谟(《人类理智研究》)、1724年出生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都从不同角度探讨过人类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与科学问题。
一般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起源于1798年出生的社会学家孔德。穆勒、斯宾塞、马赫、阿芬那留斯、罗素及维也纳学派的众多学者均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列宁著名的《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就以马赫与阿芬那留斯为批判对象之一。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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