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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黄禹锡的论文由全球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发表，而陈进的“汉芯”通过了IT界一流权威的集体鉴定。“汉芯”造假案发，鉴定专家们选择了“集体失语”。
这两个案例的背后都是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我们看到，“科学共同体”价值中立的假设不符合事实。
“科学共同体”主要由职业科学家组成，无数教材和文学作品将职业科学家描绘为矢志求真、不食人间烟火的贤哲。这些年屡屡见诸报端的学术不端行为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幻觉。翻检科学史，可以发现这并非“中国特色”。不过过去二十多年，权力崇拜、金钱崇拜让我们的职业科学家“职业”色彩益浓而“科学家”色彩益淡而已。问题的根源不全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比较一下黄禹锡案与陈进案的处理过程就明白了。
依赖“科学共同体”本质上是依赖权威，而权威真正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分配资源，而非裁决学术。无数历史上和眼前的案例告诉我们，人们追逐“权威”地位，其真实目标瞄准的还是资源。由“科学共同体”判定何为“伪科学”，其后果难免导致“学术霸权”。
漫漫求知路
一定会有朋友焦躁地问：这也不当、那也不妥，那我们到底应如何判断何为“伪科学”？
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主体，或一组能被某个主体掌握的准则，我们可以依赖它裁决学术观点的真伪。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这一组准则就是绝对真理，掌握这一组准则的主体就拥有学术领域中的最终裁决权，可以扮演“科学警察”的角色。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史上，试图扮演这种角色的人物络绎不绝，被当做绝对真理的学说层出不穷，但哪一个逃脱了出乖露丑的命运？
与浩瀚无尽的大自然相比，人类不过是短暂而渺小的存在。对人类而言，求知之道实在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面对“如何求知”这一问题，更需“上下而求索”。回顾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我们犯过无数幼稚的错误，在这些错误的背后又不乏极富启发性的洞见。在精神领域，我们一直是在踉踉跄跄的试错过程中曲折前行。每当我们建立起一座理论大厦，自以为可以凭此终结探索时，更为深刻、尖锐的矛盾就暴露在我们面前；每当我们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时，实践总告诉我们，在这力量成为人类工具的同时，人类也成了这力量的俘虏。
牛顿一生对人类的认识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他在临死前说：我不过是个孩子，有幸在沙滩上捡到几个漂亮的贝壳。与其说这是牛顿的谦虚，不如说这是牛顿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感悟。
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能随时提醒我们保持谦逊而开放的心态。对任何一种学说既不轻易否定，也不轻易肯定。许多假说将会长期处于既未被认可又未被排斥的状态，直到出现了能改变多数学者观点的事件。一个假说即使已被多数学者否定，也未必不会在新的证据下以新的形态复活，反之亦然。
由此，我们需要一个宽容的氛围，无论在学术界内还是在社会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任何学说、观点，赞同或否定都应基于自己的研究与理解。对自己没有研究的东西，比较明智的态度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没什么好丢脸的，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我们谁又比牛顿更“牛”？
开放的心态要求我们避免基于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据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作出判决。比如，若某人的研究成果明显违背某条众所周知的物理定律。合理的做法，首先是检验他的实验结果是否可信，如果实验结果可信，还应检验现有的理论能否解释其实验结果，如果还无法解释，或许我们就走到了现有理论的边界，面临库恩所称的“科学革命”。
又如，若某人的理论体系不符合大家习惯的逻辑，或许应分析他的理论中各个概念、公理间的逻辑关系，它是否隐含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表面上，牛顿和爱因斯坦都在谈论时间、空间、质量、能量，但这同样的术语在两个理论中其实对应着不同的概念，两个理论本质上是以不同的概念体系为物理世界做的不同模型。所以库恩指出：“从牛顿力学过渡到爱因斯坦力学特别清楚地说明了科学革命是概念的变位，科学家就是通过这种概念来观察这世界的。”
研究科学史的库恩发现，“科学革命”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完成的，它往往会迁延十余年乃至数十年，这期间，现有的“规范”不足以解释“反常情况”、“逆事例”，而新的理论也未必能获得足够的证据，赢得大多数科学家认可，从而替代现有理论。不同观点的争论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异常激烈。(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然而学术争论应局限于学术范围之内，局限于争论的论题。超出论题，将辩论转移到对方的身份上，或者对对方进行人身攻击乃至构陷，那不是学术之争，而是讼师、政客的把戏。有人不惮其烦，考证宋正海邮件上150位签名者的身份，有人挖苦方舟子是“三无人员”，这于论题论点何干？除了煽动非理性的情绪对立，又能为学术争论提供什么论据？
史学家发现，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在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皇帝老儿的话是“金口玉言”，质疑不得，而升斗小民的话则不足为凭。所以刘备一定要标榜自己有皇族血统，而诸葛亮难免被对手骂为“山野村夫”。喊了上百年的现代化，我们的学术辩论中依然彰显着鲜明的“身份社会”遗产，不亦悲乎？
学术之争在于求真，而非取胜，因而无所谓胜负；讼师、政客之争在于取胜，而非求真，因而无所谓真相。讼师、政客之争缘于其职业需要，缘于巨大的世俗利益，因此为了取胜，不择手段。诡辩术是讼师、政客的基本功，然而它却不能引导我们探求真相。
关于“伪科学”的争辩启示我们，科学普及事实上有两条战线：对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的重点或许是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对以科学为业者、对科学事业的管理者，普及的重点应是对科学的理解，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很多科学家本能地拒斥哲学，却往往成为某种粗糙哲学的信仰者、践行者，不过他自己意识不到罢了。
至于附着在“伪科学”争上的另一类主题：“欺诈”、“作假”、“学术不端行为”，涉及的是良知、道德、司法，与“科学”与否无关，也就谈不上什么“伪科学”了。从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看，我们的科研资源(2005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为4836.30亿元)绝大多数被“科学共同体”的职业科学家们使用。涉及科学判断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绝大多数也是咨询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欺诈”、“作假”、“学术不端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度远大于体制外零散的“民科”们，简直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因而，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重点，其实应在“科学共同体”内部。
作者简介：1983年上海同济大学学士，1995年瑞典林雪平大学博士，1999年受聘为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现任《生命科学研究》杂志执行主编。发表科学论文二百多篇。在老年色素形成机制的生物化学领域做出了总结性的贡献。 e-mail:dazhongyi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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