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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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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华声在线总编辑荣松和孙虹钢等网上倡议：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并征集支持者的签名。倡议书中提出，我们要有自己的纪年法。 [全文] |
只有此学者醒着，我们全睡着了？
作者:熊培云 北京学者
太阳照样升起。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里有点大事小情时，恐怕夜半还会失眠。然而，总是有人断定我们睡着了。不久前，有“十博士”联名号召大家不要过圣诞节，为的是“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就在这两天，据报道又有几位学者主张恢复“黄帝纪年”，其目的同样是“唤醒国人、恢复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
又逢“众人皆睡我独醒”，莫非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专家一呼吁，民众就昏迷”的文化怪圈里？同样身为国人，我们每天有条不紊地计算着自己拥有的时间与闲暇，准时约会、交朋会友、浏览网页，其间怎么就睡着了呢？然而，“唤醒者”总是信心满满，像是飞进我们鼻孔里的瞌睡虫，对我们脑袋近期及将来的运行状况了如指掌。
熟悉电脑者，知道自动恢复系统要有一个具体的备份时间，不知道几位学者们主张“恢复黄帝纪元”究竟从何时谈起。印象中中国并没有“黄帝纪元”这个传统。有据可查的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经学大师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主张以传说中黄帝降生的那一年为纪元元年。但是，刘师培反对的主要是清朝披着帝王马褂的年号制，其所谓“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个笑话。至于其后诸如《民报》采用黄帝纪元也只是昙花一现。
无论如何夸大黄帝纪年在弘扬传统方面的作用，归根到底它不过是个计量时间的工具。中国从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历月、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采用公元纪年制度，都是基于“便统计”、“便于交流”等考虑。
今天，中国使用公元已近百年，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统而启用黄帝纪元，除了制造计数上的混乱，让大家徒劳地多做几次四位数加减法，显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在我看来，“黄帝纪元”在中国不过是一种“伪传统”，或者说充其量是一种已经“死去了的传统”，以捍卫“死去了的传统”或者“伪传统”的名义来埋葬活着的传统、正在成长中的传统，不仅不是文化自救，反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虐与自残。对自己的文明做如此“净身运动”，长此以往，中华文明就只能退回到山顶洞里去画竖条来纪年。
公元纪年通行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纪年传统里找不出好产品。以传统纪元为例，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深受“拆迁文化”所害，留不下自己宝贵的东西，事实上，这种拆迁不止于地理或者空间层面（比如像火烧阿房宫那样的改朝换代），它同样表现在时间或者纪元层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皇帝信奉“应天承运”，历代帝王甫一登基，纪元自动复位到元年。为了开辟政治新篇章，皇帝在位时多注册若干吉祥如意的马甲作为年号，不厌其烦地让手提算盘的史官们跟在后面做加法。
细心者不难发现，这种在时间上改天换地、推倒重来的计算方法，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起构成了专制王朝的时空二维。一方面，皇帝老儿占尽了天下无双的沃土良田；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个个元年完成纪元上的一统江山、时间上的从头再来。
只可惜没有一个皇帝长生不老，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皇位更迭中，我们宝贵的历史光阴被无数年号割裂成文明的碎片。
回到公元纪年在全世界的普及，我们理应欣悦于人类文明的交融、认同与共同成长。近百年来的实践同样表明，公元纪元早已在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没有花纳税人一分钱，我们却可以尽享人类文明的无数成果与惊喜，岂不快哉？！
中国人应采用太极纪年法
作者：吴祚来
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一百个智者都无法回答。
当一些装傻的人提出一个傻子的问题呢？最好是不回答。
说中国人应该采用黄帝纪年，黄帝出生在哪一年？哪本书上的记载？为什么三皇五帝二十四史都不采用黄帝纪年？
传统中国的纪年都是以朝代为单位，甚至单位更小，以皇帝登基为纪年开始，什么弘历三年光绪二年的，谁当皇帝用谁的纪年，不仅普天之下的空间是皇帝的，时间，也是皇帝所有。
传统中国人的纪年时间没有可持续性，也没有普遍认同性，就是说全世界人民不知你的时间如何计算，或计算起来费尽心机。
基督纪年因其有着广泛的认同，而具有世界性，并因其源自久远而具有相对可持续性，我们采纳异族文化的方式，准确地说是异族文化中的计量方式，是为了普遍的沟通，用什么器量可能获取最大限度的认同与交流的便捷，什么方式就是最有价值的，只想着用自己的斗量世界的海水，难免不自量力。
国际医学组织在承认红十字标志与红星月标志之后，又承认了一种标志为通用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有无医学标志可供全世界认同？
其实中国人有一种符号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就是太极符号。如果你真的需要中国特有的纪年方式的话，用太极纪年，也就是谁的纪年都不认，每天都是开始，都是太极日，让人像猪那样回到自然之中，无日无夜无始无终，谓之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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