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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但都无济于事。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
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身子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泽东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泽东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泽东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
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泽东还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站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觉毛主席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泽东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儿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泽东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
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泽东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泽东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少奇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 
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泽东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此为后话，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毛泽东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泽东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此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泽东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小平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小平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儿，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解释，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做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最先对毛泽东做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邓小平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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