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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报记者 李海鹏 发自北京 2008-05-07
■编者按：
十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如“过山车”般，这并不符合中国利益。如今，随着胡锦涛主席访日，“日本话题”再次“热”起来，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都开辟了专题，传统媒体也在报道和讨论。
在外交场合的握手言欢之外，我们更愿考察两国间更真实更复杂的关系。在本专题中，您将会看到，除仇恨外，日本在中国还有更深刻、更真实的存在和影响。
在这组专题中，您还会看到两个肯定不会成为现实的命题：《假如日本失去中国》，《假如中国失去日本》（第11版）。尽管是“不现实的想象”，但也许会给彼此带来更多冷静。
对中国来说，如果放大仇恨，对日本过多“误读”，只能伤害自己，同样，如果日本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也将伤害其自身。
我们希望，这组专题能给中日两国人提供更多样化的观点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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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日本失去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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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进口粮食，导致恶性循环。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右翼媒体，假如失去“中国”，就会立刻倒闭。正是由于有中国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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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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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难以运行。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失去日本，就失去了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 [全文] |
在1980年代，由邓小平、胡耀邦等主导的对日政策以开明豁达为特征，两国之间虽偶有龃龉，关系始终还算良好。其时“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电视剧风行中国，山口百惠更成为两国共同的偶像。这一政策的核心，来自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访日之旅中会见日本天皇时的友善表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政论家马立诚说：“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是曾经的抗日将领。”
过去几年中，中日关系却经历了寒冬。如今，“暖春”似乎又来。最重要的事实则是，在政治层面的不停顿的变化当中，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和影响已蔚为大观。
既广泛，又不够深入
在21世纪中国，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陶瓷洁具、游戏机到芥末豆，日本商品总是附带着生活方式，催生着中国的亚文化。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额达到2366亿美元，与817座鸟巢体育场等值。中日两国的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不能缺少来自对方的商品，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关联。日本百货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响仍然清晰——到沃尔玛购物的人们各形各色，但是“最具时尚号召力的百货店”伊势丹的顾客们却有着清晰的一致性。
资生堂化妆品深受中国年轻女性的推崇，欧珀莱则享受不到同等美誉度，其实两者属一公司，仅因表面上日本风格的多寡，便决定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日流”早已不局限于青少年当中。在大连和青岛，日语被很多学校当作第一外语。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国的城市中星罗棋布，前往苏州高新技术区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国顾客至少是日本人的两倍之多。
如今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国，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作为更准确的经济依存度的指标，两国的相互投资额仍有可提高余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只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2%左右。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报告称，日本2007年对中国内地投资额为62亿美元，明显低于台湾“经济部”公布的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额99.71亿美元。构成对比的是，日本仅在香港一地的投资就达76.8亿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经济、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国际往来一般“独走”，它们总是严重地附着于政治。2006年，日本对中国投资首次减少了4亿美元，正是因为两国关系走向僵局。而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的执著参拜则重重掀起了两国历史问题的沉疴，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变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并不顺遂的一个显著例证是，享誉世界的日本汽车业，在中国的步伐一度落后于欧美同行。与之对应的是，日本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到东南亚。前任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越南物价低廉，越南人对日本持好感，日本企业因此喜欢到越南投资。”
与政治、经济的气候无常相对应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则不停歇地下了36年。“我师兄小时候看《机器猫》，我小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画社的刘靖瑶说。如今，凡40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时代接触过什么日本动漫产品而被划分为不同代际。
可是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态度又并不是只有喜欢而已。“该如何理解今日如此复杂的中国呢？”小野千重子问道。她曾作为日本的国际协力组织成员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务了将近3年。
在安徽省，他们援建学校，担任义工。在阜阳市颍泉区杨庄小学，她的同僚水谷准感到困惑：为什么校舍如此破败，当地政府却建起了豪华办公楼？他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引起日本读者对中国的又一波“恶感”。这一事件中最受忽视的是细节是，日方最终还是拨给杨庄小学8万多美元的援助资金。
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时有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地上铺上一块写有“抵制日货”字样的白布，然后弹吉他吸引人们的注意。刘靖瑶也站在这里，身边围拢的年轻人的装扮就像是来自东京。
不过，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虽广泛，却不够深入。1990年代，在中国的书店里，关于日本企业的出版物不再是热门读物。17世纪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的风俗小说《好色一代男》进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关于商业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却从没有出现在中国各书店的书架上，尽管町人伦理是日本商业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头。
对日研究不够深入，亦是中国的日本学者们的长久苦恼之一。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遗憾地说：“我因为政治的需要，把能够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时间，都去搞了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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