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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抵制的日本
在今天，一个坚决的日货抵制者可能会遇到的无穷多的困难。“日货”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车和电子产品，钢铁、纤维等日本的大宗出口产品隐藏在无数中国建筑之中，日本化学制品无处不在，而日本制造的医疗器械则几乎是每一家中国医院的必备品。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角度来说，一个彻底的日货抵制者甚至无法使用京九铁路、北京地铁和首都国际机场。
据日本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度，这一计划(ODA)为中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1651亿元人民币。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日货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没办法使用手机。“任何一个牌子的手机，无论是中国的、瑞典的、美国的还是韩国的，”他说，“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机”这个词也来自日本。对于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每当他们愤怒地提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时，就在无知无觉中使用了“日货”——“历史”这个词同样来自日语。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词汇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各个时代最时髦的词汇，从“共产主义”到“经济学”。抵制者们的困难更多地来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国的很多餐馆的服务员都会列队拍手，齐呼企业口号，这一习惯来自日本企业。在路上，人们会看见前面轿车尾部的招贴：“熊出没，注意！”它是来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来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经营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药妆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里，盛装的是中国城市女性难以抵挡的日式风格。到了晚上，当某位坚定的抵制者打开电视机时——当然是国产品牌——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在使用一句有着爱国主义色彩的广告词，“产业报国”，它来自松下电器公司。
日本企业法则在管理经营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度过了起步的艰难时光，不过在中国的风行并不长久。作为国家精英的中国的新贵阶层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后的经济新世界中，美式的创造精神比日式的谆谆教诲更成功，商业偶像从此变成了杰克·韦尔奇和史蒂夫·乔布斯。
日本不再是中国的老师了吗？经济生活的细节可不能支持这一点。在北京西单的无印良品店中，中国顾客会面对日本人生产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叹息：为什么可以替顾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挂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
两个不同的文明
1976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变得无所不在。但是对中国来说，日本仍是最熟悉的陌生国。中国的新兴阶级很容易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与美国人达成沟通，但与日本人的交往却不顺畅。
“很多人都会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比较相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萍曾对媒体说，“实际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程度远远低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相似程度。中国和日本的相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
对此，时尚杂志《安25ans》的主编宋娟很有共鸣：“我们跟美国人挺像的，好沟通，日本人跟中国人特别不一样。”
宋娟尽力给员工们灌输曾令自己在过去7年中受益匪浅的日本工作方式。她推广各种强调细节的流程表、计划、操作规范，甚至到了自己都觉得琐碎和麻烦的程度，杂志运行由此形成了值得欣喜的秩序。不过，当她每隔两个月去日本拍摄一次杂志封面时，则无法回避中日交流中最困难的一面。《安25ans》在日本时尚工业中雇用人手。“可是我永远没有当老板的感觉，”宋娟说，“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会气得半死。”
今年1月，在日本的“井井有条”的拍摄现场——在国内则将是“混乱不堪”的——她第一时间挑选了照片。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当她回国后要求更换一张时，出人意料地，一向表现得谦恭有礼的日本摄影师被激怒了，拒绝更换，质问她为何不讲信用，并表示不再合作。
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被区别对待。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与日本也被划作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
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存在更多地意味着潜在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在日本国内，皮卡丘形象版权价值每年高达1000亿日元。2006年，日本的动漫产业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2兆多日元，占日本GDP的十个百分点以上，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如果中国少年购买《皮卡丘》正版游戏软件的比率与日本持平，那么它在中国的销售量就会达到惊人的1500万套。对于日本文化产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终将达到国际水准的中国将是一个不穷尽的金矿。
可是中国动漫界能不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成就呢？这是普通年轻人刘靖瑶也明白的道理：“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
日本社会是稳定的，中国则在急遽变化。仅仅在三十多年前，情况还恰恰相反，当时日本充满朝气，中国则沉落到死寂之中。十几年来，日本人心目中的新英雄总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继承者：不知二战已经结束而在菲律宾丛林中坚持游击30年的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保险推销女王柴田和子和一匹名叫乌拉拉的屡败屡战的赛马，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回事。而中国英雄则是张朝阳、春树、李宇春，他们完全不同，惟一的共同点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里取得了成功。 
在现代化之旅中，中国的旅行箱中装着什么？恰如小野千重子所言，日本人该如何理解今日中国？
松下幸之助,中国企业家的偶像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远远不如它们1970年代在欧美发展得那么顺畅。从1992年八佰伴百货进驻上海浦东开始，日本零售商大批进入中国。伊藤洋华堂、永旺、伊势丹、三越等均在1996年前后渡海试水，但十年来，以八佰伴的破产为标志，日本零售商的中国冒险并不成功。巅峰时期，伊都锦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和百货商店达到26家之多，但到了2007年8月，伊都锦商厦在青岛的门店正式闭店，伊都锦随后结束在华全部百货业务。更早些时候，在日资格外青睐的上海，日本零售业巨头伊藤忠株式会社参与投资的和之百货开业不到半年便停业调整。
日企固然在中国获得利润与发展，比较起来却远不如欧美公司生气勃勃。中科院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待遇相当的条件下，在日企工作的中国员工更倾向于选择欧美企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像欧美人那样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发挥潜力，而不愿像日本同事那样忠诚、信义地接受终身雇佣。
在大学里，一般学生们对谷歌中国、微软中国的商业领袖的名字如数家珍，可是索尼在中国的头儿，是谁呢？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个得到美国网络公司的搜索引擎上去查一查才行。
与美国企业在中国顺风顺水甚至时常获得道义上的肯定相比，最近8年来，日本企业多次陷入了泥沼。2000年后，东芝笔记本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丰田霸道广告事件等几次日企危机，引发了媒体的大量批评。从日本人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到三菱东京UFJ深圳支行一日籍科长殴打中国籍部下事件，一次又一次，历史问题微妙地总是会折射到日企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上面。
马立诚在2002年发表《对日新思维》，立刻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网民们称其为“汉奸”，甚至将其文章与汪精卫1938年的《艳电》并列。有人把辱骂的话写在寄来的信封上，“让沿途的人看”。作者的地址被公布出来。一个被他认为“恶搞”的行动是，有人在网上造出了一个凤凰卫视的播出画面，屏幕上女主播在播报新闻，下方则添加了一条滚动字幕：“本台评论员马立诚今日在香港中环被爱国青年痛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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