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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后，马立诚才感觉到“受到的攻击明显减轻”。
2004年和2005年，反日情绪正炽，2005年4月导致了上海、北京等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
中国A，一个理智的、受过较好的教育的中间阶层以上人群反对这种行动，至少反对其行为方式，但是中国B，另外一个人群，数量庞大而且躁动，冲动行事并一时独揽了国家的形象。
日本A，了解中国的极小人群，清楚中国社会的这种分别，但是日本B，绝大多数日本人，习惯于把所有中国人都看作是一个人，反之亦然。上海反日示威的次日，拥有16000名会员的日本新一代企业家团体“青年会议所”发布了一个紧急调查结果，数据表明有74%日本企业家对中国“反日情绪”感到不安。
“令人困惑”和“不确定性”，正是近年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于中国社会能否可靠运转，日本各界充满了不信任感。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由此带上了奇怪的色彩。欧美的化妆品公司会给中国记者留下很大的采访空间，可是资生堂公司公关部的工作人员会在采访之前就与记者沟通采访方案，事后又要做勤勉的交流。花王公司在今年年初就筹办媒体见面会，可是5个月后仍未召开。对日本企业来说，谨慎再谨慎，是在中国做事的第一要义。
在北京，吉野家餐厅的餐桌上一度多了一个塑料标牌：北京吉野家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著名品牌。这是真的吗？这家供应牛肉饭和糖渍姜片的企业在日本开有一千多家餐厅，是货真价实的日企。吉野家北京公司公关部的一位女孩不接受采访，她说：“这也可以理解吧？”
变化，变化
中国与日本的相互交流从来就不是容易的。20世纪上半叶最反对日本的中国人，恰恰是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在一生当中，鲁迅最后访问的是一个日本青年的家，最后的墨迹是一张用日文写的便条，最先赶到他临终的床前的又是三个日本人，他却从来没有留下任何一篇专门论述日本的文章。周作人喜欢日本，却仍在《日本管窥之四》谴责日本人。成仿吾留日11年，却在他关于日本的惟一的一篇文章《东京》中令人惊骇地说：“假使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和火灾。”
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曾经是一个扭曲的幻像。山口百惠的电视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人们能够“了解”到的日本人只是抗日故事电影中愚蠢可笑的“猪头小队长”。在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中，只有凭借阴谋，无能的日本人才能摧毁中华英雄。更早的20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平江不肖生，在《留东外史》中对日本的诋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嫖遍日本女人”这样的说法也只是其中之一。
日本政府和民间团体35年来致力于中日民众间的交流，不过要取得成效，看上去还需要更久的时间。
棋手聂卫平去过七十多次日本，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喜欢日本饮食，一次吃5盘生鱼片，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他不赞成反日游行，但是他至今无法原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是滔天罪行”。当他的儿子孔令文娶了小林清芽时，即便儿媳的父亲是他的老友日本棋手小林觉，他仍然说：“可惜娶的不是中国媳妇。”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家里的两个亲人死于日军之手。
两国试图沟通彼此的立场。2006年11月，中日外长在APEC会议上确定，各派10名学者进行两国历史共同研究。不过有美国学者对此并不乐观：中国的有官方色彩的学者与日本的有右翼色彩学者坐在一起难免话不投机。
如今，情况又一次转好。今年5月4日，胡锦涛在出发访日前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在采访中，这位很少给外国记者采访机会的、严格控制自己公众形象的领导人提及了当年访日时的往事。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一新闻，值得注意的是，全篇报道中没有提起“以史为鉴”。
向前看，有可能又一次成为主流思路。在政治改革层面亦是如此。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关注到日本的政治模式。在日本，从1955年起，53年中只有1993-1996年的3年间例外，其他时间都是由自民党执政。马立诚说，日本政治的特点是，一、一党长期执政下的多党格局；二、执政党内部分成派系。中国学者考虑借鉴日本模式，以为蓝本，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模式。在中国，对日本政党政治的研究远非显学，可是出版的图书已经不下十余种。
在北京，人们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忙碌数倍不止；在东京，女孩们人手一只法国皮包。中日两国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不，两国都是在与遥远的西方交媾，恰是这一点上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性。最终，恰如两国的人们要交谈就往往要使用英语一样，西方文明准则才是解开中日关系之锁的钥匙。
于是一切都又回到多年以前的主题了：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暖春”又有了回归1980年代的征兆。最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国内。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孙中山改变中国时的起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同样地，再次回到了胡耀邦思路的原点。
“要从全局和长远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演讲说：“眼光放长，达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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