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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民族主义的飙升对中国是祸是福？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
善待世人才符合“国家/民族利益”
民族主义狂热祸国殃民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经济总量一跃而居全球第三、第四位，财政税收高达5万个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1万个亿美元，很多人都称之为“经济奇迹”。这种经济成就正是拜经济全球化之福。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存量进展有限，开放增量则是大展宏图。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好赶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大升级和大转移。靠外资、外贸和外来技术使整个国民经济焕然一新。用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话说，是国际上“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使对外开放的中国恰好“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陈志武教授访谈》）。
按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判断，不存在公民利益之上或公民利益之外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保护和增进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保护和增进公民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权益，而不是打着国家或民族的旗号去伤害公民的权益。但是，真正认清并增进民族国家的利益，绝非易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强国梦”被党国意识形态和毛泽东的个人野心扭曲为打肿脸庞充胖子式的虚荣，曾经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或旗手来开罪所有本来可以友好往来的先进国家，也曾经为充当第三世界的“老大哥”和代言人而浪费无数资源去支持很多无赖的独裁政权，教训至为深刻。在改革开放时代，在淡化意识形态同时而突出“国家利益”，本来是一种进步。但是，那种以酷烈排外（实为“排西方”）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并未完全消失，经济及综合国力的倍增又迅速助长了朝野上下的一股民族主义的“虚骄之气”。
顺便提及，我们早就指出，中国反对“西化”是一本自欺欺人的糊涂账。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高喊反“全盘西化”。但是，除了自由民主，西方的一切都被那些口口声声反对“全盘西化” 的人们移植到了中国。（冯崇义：《“全盘西化”辩》）。“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各方面取得的所有成就，基本上都是“西化”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却恰恰是以反西方和反“西化”为基本特征。这种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中严重危害本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因为盲目排外而长期中断与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正常交往，既丧失了巨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也封杀了“第三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而获得进步的机会。其二，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支配下不惜以武力争夺区域优势地位或区域霸主地位，使这些国家陷入无穷的灾难，例如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战争、叙利亚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其三，为西方国家右翼势力提供口实和把柄，使这些右翼势力的强硬态度和政策得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占上风。这一项也是以当今的穆斯林世界最为明显。当今穆斯林世界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都自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捍卫民族利益。然而，恰恰是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行严重地损害这些穆斯林国家的民族利益，既使西方世界的“鸽派”无法与这些穆斯林国家保持友好的交往，也使西方世界的“鹰派”得以占据上风并有充分的借口对这些穆斯林国家进行制裁，甚至于沉重的军事打击。恐怖主义者及支持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博得了不向西方低头的“民族英雄”的称号，或者成全了他们“烈士”的功名，但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则长期在贫困和没有人权的处境中为他们的“英雄”赎罪，付出惨痛代价。
我们认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必须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一旦跨越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不仅在内政中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而且会轻而易举地滑向排外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势力（国、共两党）高扬民族主义而疏离自由主义、甚至利用民族主义来打压自由主义，这无疑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大挫折。（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国共两党政治势力的支配之下，民族主义的浪潮淹没了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改变了中国人原来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的大方向，转而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途邪道。
从那以后，国共两党所学习的不再是主流正脉的西方，而是非主流的、反西方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这种急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苏俄宣布放弃俄国在华所有特权的诺言这正反两面的刺激。受民族主义激情支配的中国人，已无法将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和西方捷足先登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相应价值区分开来，因为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满足民族主义的诉求，而将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也疯狂抵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学勤将“病态民族主义”（或“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民粹主义”一起称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两个精神“病灶”。（朱学勤：《五四以来两个精神“病灶”》，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0-513页）更有甚者，中国经过抗日战争而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之后，以抵抗外来侵略为特征的中国民族主义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却继续沉迷于民族主义。建国六十年了，还时时让中国人沉浸在国歌里那种“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关头”的情境中，这无疑对中国民主化事业危害甚大。
回顾这场被奥运圣火点燃的差一点烧遍全球的爱国激情，大家不难发现，在中国人互相辱骂和伤害的时候（“汉奸”和“爱国贼”成为最流行的词语），西方从政府到民间都保持了高度的沉默，而高度的沉默背后则是高度的统一。这在意见多元化的西方是极其罕见的，不排除原因之一就是这次席卷全球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几乎让所有记住历史的西方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
一位与会的学生代表发言中提到，我们保护奥运火炬非常成功，去了六千多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但让人失望的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很少提及这些巨大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功，而是找那些抗议和冲突镜头报道。用了很少的时间报道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这位留学生的问题是实在的，事实确实如此。但一个生活在西方的留学生应该很清楚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他不会像中央电视台一样几乎用所有的时间报道取得的成绩，而是集中报道有冲突的事件。这并不只是针对中国，看看他们如何报道自己的政府、总统和总理，就很清楚了。作为一个留学生，如果真不适应，可以继续住在只有CCTV的国度。
至于说西方主流媒体为什么用这么少时间报道中国人的爱国激情和大规模的游行，而且很少评论，这里就不能不提了。这正说明西方媒体的职业操守和政治正确，而不是相反的偏见。就我们所知道，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把澳大利亚首都变成五星红旗的红色海洋，不但引起了澳洲政府的高度警惕，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澳洲民众表达了严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澳洲的媒体为了吸引观众，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很容易煽动起澳洲人的排外和反亚情绪，要知道，澳洲国民至今超过半数认为中国人和亚洲人涌入自己的国家太多了。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澳洲媒体对报道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不愿意触动旧伤新恨。
在杨恒均接受澳洲主流媒体采访时已经获得澳洲当地人群的反映，当时杨恒均对澳洲主流媒体明确表示，作为一名刚刚从大陆过来的中国人，我批评留学生的行为也许没有什么，但你们如果采取煽动性的报道方法，使用冷战思维，让全世界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想起冷战中战败的铁幕那一边还剩下几个国家的话，那将不是中国人之福，也不是澳洲人之福。杨恒均也同时请他们把这一意见传达给澳洲联邦政府。
好在中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事态严重，及时介入，最终能供成功地把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引导上“做好自己的事就是爱国”的途径。同时，中国政府在多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不那么愤怒的中国，包括立即恢复与达赖的谈判，以及日前中国代表团与罗马教皇接触，获得高度赞扬和肯定，教皇热情地希望中国奥运会顺利召开。中国人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笑脸和音乐，而不是仇恨。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当今中国政府的一些执政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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