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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来源：中华读书报1999/02/03 （光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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