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激情老道
言论问题在纸面上，似乎早已经解决，因为宪法对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有明确的规定。但在现实层面，不仅没有如何实现的操作细节，甚至连讨论如何实现这项自由本身都成了问题，更有甚者，还在想方设法施加更多限制，这些细节的限制使我们离言论问题的解决，似乎越来越远。
对于言论，历史上我们就有不好的传统。上古时就有统治者，别的没学会，“道路以目”却练得蛮熟练。孔子的春秋笔法，一方面夸大了文字的作用，所谓的“乱臣贼字惧”想来纯粹是为抬高孔子而意淫出来的玩意；另一方面也让统治者对文字更为警惕，走到极端时竟至于因为“清风不识字”这样一句诗，也要去割人家的脑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类危言耸听的说法，更是害人不浅。对统治者来说，你那一言兴不兴得了邦，倒是无关大局，可假如果真丧了邦，或者说只是乱了邦，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时候，即使知道那不过是酸儒们自抬身价的说词，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先把你那“兴丧”的嘴巴管起来再说。
早些时候，我们的言论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所有能动嘴巴、能摇笔杆的地方，都没有民间的事儿。即使如此，我们还要规定说什么、怎么说，因为那时候的笔杆子，是仅次于枪杆子，被列为取得政*权的两大利器。普通人无处下口、无处开笔，言论自*然不成其为问题。然而互联网来了，论坛来了，博客也来了，不仅来了，而且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死了的问题又复活了。
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十多年看，虽然我们也打打未成年人的招牌，说说暴力和色情和虚假信息，然而管制的重心还落在了言论上，网吧上网要登记身份证，搜索引擎被“规范”，网页被屏蔽，发言被删除等，其指向是十分清晰的。到得现在，博客也要实名了，高校的BBS则已经实名，网络短片要申请许可。如果要说国际惯例，互联网倒是真有一些通行准则，但现在我们对惯例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国情。在国情面前，涉及千百万人的限制网络言论的规定甚至不需要立法，更不需听证，只要弄个部门法规就生效。
对于所有这一切，有人从不同角度论证其不可行性或者说违背互联网的基本特性—虚拟等等，其实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在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还在“言论有害”的惯性思维中不能自拔，既然言论是有害的，那么，不管有什么技术的或经济的障碍，都不会对管制的决心有影响。
这里我不想去分辩早先的人们“言论有害”的思维的合理不合理，我只想说，中国历史走到今天，是逐步走出言论有害思维的时候了。不管这种思维是一种潜意识还是政治惯性，如果不能走出来，那么这种思维本身对统治权力、对社会和谐的伤害，比假定的言论可能造成的伤害还要大。
在民主政治中，尽管一定的言论也还是“有害”的，但是对言论自由却是肯定的，这一方面是假定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天然权利，另一方面是假定，即使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出现“有害”言论，其实是可以通过法律准确界定，如果有人越过法律规定的界线，那么就通过法律本身来解决，而不是因为“言论中可能存在的有害成分”，而要求所有人接受某种不合适的强制消毒。言论自由的实践表明，言论自由才是“有害”言论的最有效的消毒剂。
互联网现在是中国民众唯一的言论公共空间，在十几年的实践中，网民们已经自动接受了其中的很多规则，不管这些规则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这些约束规则，其实已经足以保证，即使言论是“有害”的，也已经被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或者说它难以造成真正的危害。就中国社会目前的情景论，尽可能让网络言论环境宽松一些，才是对这个国家最有利的选择。何况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得比较好，也正处于融入国际大环境的关键期，这时候还循着“言论有害”思维，做过多的限制，在伤害国民感情、激起人们的极度反感的同时，其对统治权力和社会造成的伤害，还更大一些。
大害和小害，对于一贯抱持“言论有害”论者来说，他们是看不清的。本质上讲，即使满脑子“言论有害”思维者，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意识不到自己是这么一个人，这也是政治思维惯性力量的可怕之处。在这种惯性推动下，他们会以更大、更高的名义，渲染言论之害，以推动对言论的禁锢。甚至有时这就是某些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自身的安全和政绩，也有可能推动某些不合理的管制的实施，当然，他们是看不到大害的。政治高层对此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要知道，在现实中国，政治上稍为开明的举措都能得到民众的高声欢呼，赢得民众的掌声，根本就不需要深层次的政治改革。
来源: 凯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