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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继东
一向以“为富人说话”而吸引人眼球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今日再出惊人之语，在南方的一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表示”：应该通过提高高校学费的方式，解决穷人的上学问题。他甚至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听了这些话，我不禁想起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所谓专家学者们，当这些人为了出名如此不择手段甚至不顾基本的道德底线的时候，究竟是他们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去年7月25日，茅于轼发表《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评论后，曾引起大多数网民的抨击甚至谩骂。5日上午，79岁的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要使穷人变富，你得保护富人。茅于轼说，谁收入提高我就有气，如果中国人用这种心态来处理贫富问题，那是很危险的，会使中国回到解放初的穷人国。
在演讲中，茅于轼还旗帜鲜明地表示，站在全社会的角度，他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也赞成电费提价。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听了这句话，我和很多同事都感到愕然，惊讶于茅于轼的语出惊人。我不知道茅于轼的眼中穷人的标准究竟是何什么，但是我知道，以目前中国高校的收费水平，不仅大多数农村的孩子上不起，很多城市工薪阶层的孩子上不起。实际情况是：学费越高，穷人的孩子就越上不起学。近十几年来，高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穷人“上不起学”却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证明。
并且，茅于轼自己的讲话也是自相矛盾。茅于轼这次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那么，在全社会范围内，穷人的比例是多高呢？不久前，茅于轼在一篇题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的文章中说，“目前中国的富人在总人口只占5%”——只占5%的富人的孩子，竟然在高校学生中却占了80%？这个疑问应该如何解答？
如此不顾事实胡言乱语，茅于轼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什么身份，或者是当时思维短路，或者是故意“指鹿为马”？但无论如何，一个经济学家如此不择手段讨好富人实在不应该！
也许茅于轼会辩解说，这是因为高校没有把收上来的学费用于发放奖学金或者助学贷款。但很多网民指出了其理论的荒谬：经验告诉我们，钱收上去容易，发下来就难了。中国的高校许多目前已经负债累累，它又能够拿出多少钱来发放奖学金呢？此其一；其二，即便高校愿意发放，但它要对每一个申请者进行甄别，这其中巨大的交易成本也是高校所无法承担的，很多钱都会在中间环节流失掉。实践的结果，奖学金很可能会便宜了那些腐败分子和“有关系”的人，而真正需要帮助的穷学生却拿不到一分钱。
并且，茅于轼“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的观点也过于天真。要知道，倘若真要实现这一点，那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所有富人的收益都是合法劳动所得；二是富人具有社会责任的道德自觉，把改变穷人命运视为己任。再说，修正后的《宪法》所保护的，也只是“公民合法私有财产”，而不是基于资产数量上的“富人”身份。至于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的担心就更是多虑了，非正义的富人倒下了，社会财富依旧还在。
因此，在当今中国，保护富人是个伪命题。所有公民都在宪法的庇护之下，在穷人得不到充分保护的资源语境下奢谈“保护富人”是相当危险而诡异的——它很可能对“贫富关系”造成舆情上的断裂与伤害。更何况，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舞台上，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群体的逐利本性与穷人的挣扎生存相比，似乎更值得我们警惕。
尽管温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提出过“穷人经济学”的观点，但遗憾的是，茅于轼等一些经济学家却离“穷人意识”、“民生意识”渐行渐远：他们一方面对穷人缺乏体验与认同，另一方面对富人却充溢着褒赏与悲悯，甚至为了不择手段讨好富人。这样缺乏基本道德底线的经济学家，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对国家发展提出什么好的主意吗？
应该醒醒了，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尽管名利之心人皆有之，但要取之有道！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你们真正潜心研究，为国家进步进言献策，而不是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来源：新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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