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目前正在酝酿成立“辽宁省进城务工人员工会”。李明说，这个想法是2003年下半年有的。2003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首次谈到“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
，并提出将进城务工人员组织到工会中来。这为他们的想法提供了支持。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不是说让农民工加入到工会就万事大吉了。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看得见的困难，首先就是工会是党领导下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会员入会是自愿的事情，“我们并不能强迫农民工加入工会”。按照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白岚的说法，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还缺少通过组织依法维权的意识，他们更熟悉的方式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堵政府的门上访喊冤或者是万不得已走违法道路。“农民工闲散惯了，加入工会，他可能会认为是受人管”。

　 农民工愿意参加工会吗？记者在走访农民工时发现确实有不同意见。在劳资关系相对缓和的餐饮和其他行业就业的农民工很多对加入工会都表示“没有必要”，当知道可能要交收入的2％作为会费时更显得缺乏热情。不过，在拖欠工资严重的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反应要热烈的多。许多农民工认为，加入什么组织并不重要，关键是“它要能为咱说话，为咱办事儿”。一位来自四川的农民工说，“如果大家看到真的有用，谁不愿意加入啊！就怕调门很高，除了收会费什么也不管，要他们帮忙时，比求政府还难。”

　 工会究竟能为农民工做什么？这也是让李明感到苦恼的。“作为一个缺少执行权的组织，工会有时候也很苍白。在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时，工会主要是协调的角色，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帮助他们找到相应的主管机关和部门协助解决。在平时，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教育，提升他们的素质。至少可以让他们享受到一般会员的同等待遇。”

　 白岚则认为，农民工应该看得长远一些。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工加入到工会中来，通过组织说话，比他们自己维权要顺畅得多也有力得多。

　 另一个困难是协调问题。李明说，这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是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农民工工会即使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像劳动社会保障、劳动监察、建委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记者就此问题给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和建委有关负责人打电话，他们称还没有听说要建立农民工会这回事儿，所以就配合方面“还没有作进一步的考虑”。“但我们正在联合开展一项拖欠民工工资专项执法大检查，为农民工维权我们也是义不容辞”。

　 第二是区域合作。农民工流动性很强，有民工就问：“我今天在沈阳打工，在你这里入会，明天就可能去北京或者上海了，到时候我有委屈你还管不管？”李明说，这其实是一个农民工以什么形式入会的问题。辽宁省总工会的思路是，要么一城一地内部实行上下联动，即在市区县成立专门的工会机构，专管农民工的事儿，农民工直接加入受雇企业的工会，由受雇企业工会为农民工提供最基层的保障；要么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跨区域合作，入会主要由输出地负责，而发生在工作中的维权由输入地的工会出面，中间的衔接就是工会会员证，农民工在当地加入工会，然后接转到工作地工会。这实际上需要区域加强合作，多地联动，并且在对农民工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态度。“这一切还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今年还要经过多层论证和上级批准。虽然从政策面上已经没有多少问题，舆论也很支持，但是想法变成现实还需要诸多条件，包括经费问题。”李明说，“但不管怎样这件事是要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