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东莞接受记者采访。方光明摄
南方日报7月22日报道 “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可能让一个人内心变得健康。”前天下午,著名作家余华出现在东莞,参加南方都市报与莞城文化周末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华语之巅———文化周末大讲坛”,开讲《文学给了我什么》。
“余华可能是当代中国作家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作家,关于他的研究著作早已远远超过他的作品本身。”在演讲开始之前,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这样介绍余华。现场的反应印证了这句话:读者从四面八方而来。
在演讲前与结束后,记者对余华进行专访时,他用与他的小说语言明显不同的快速语调,直言各种文学话题。但他似乎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次贷危机、奥运会、企业危机……说起这些他的话明显更多,尤其在谈论东莞面临最大的问题并非“文化沙漠”的问题,而是“经济怎么渡过明后两年难关的问题”的时候。
写小说就跟学英文一样
写小说有没有捷径?这是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最想破解的秘密。余华给了这些人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就是写,写个二三十年,写作就变成了你的生活。人都想走捷径,就跟学英文一样,我问朋友有没有捷径,对方告诉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背单词,越笨的人有时学得反而越好,就是因为他肯下功夫。”
“慢慢写下去,你会越来越了解这个秘密。”余华说,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是一部很烂的小说,但他发现有两句话写得不错,不由意气风发,心想,“牛啊,我竟然写出了这么好的句子。”又写了几篇,他发现自己的人物也写得不错啊……“越写到后面,你就会知道,这种内心的激动和满足,就是写作给你的酬劳。”
年轻时应该放开写长篇
余华曾经写了七八年的随笔,但自从出版《兄弟》以来,他几乎不再涉足随笔,这让喜欢他的随笔的读者感到遗憾。余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表达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观点。他说,他曾经很喜欢写随笔,但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写这些东西干什么,等到老了没力气、写不动的时候再写不迟啊。”他那时30多岁,觉得时间很多,后来突然发现时间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充足。
“一个人应该合理分配自己的写作时间。”他说。随笔对记忆力的要求不如长篇那么高,应该趁着年轻、记忆力还没有衰退到不行的时候多写点大部头的长篇。老了再去写随笔,那时学问也长了；短篇也放一放。
文学史是由读者来写的
“著名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不断被人谈论的,一种是不断被人阅读的。”余华引用马尔克斯的话来回应众人对其新作《兄弟》遭遇热卖与冷评命运的质疑。这本书让作者遭遇到从事写作以来最严厉集中的批评,却也成为法兰克福书市的热点,甚至带动了余华旧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书的销售。
显然余华并不只想做不断被人谈论的作家,他说,文学史最后是由读者来写的,假如你这本书50年后还有人读,之前评价它的人基本都已不在人世,就只留下了作品。《兄弟》的争议,在他看来是“生活对我的厚爱”,“假如我写出一部作品,没有批评,我会不习惯。如果你是一个圆的球,就不会有争议。我是一个对批评持开放态度的作家。如果有争议,我想是因为我弄出了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刺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自己对《兄弟》的终极评价是:“不管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东西,像一把锥子刺破了中国文学阅读者固有的审美观念。”
■访谈
高产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记者:你是一位低产的作家,不知道你怎样看待高产和低产?
余华:高产和低产我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有些作家确实能够不停地写,这是让我很钦佩的。我写一部书,得先把上一部书给忘了,起码要两年时间,所以高产对我来说相对比较困难。不过,我这个年龄,跟国外比已经算很高产了。因为我看到比我大十来岁的现在风靡全世界的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1948年出生),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加起来也就10多本,跟我也差不多嘛(笑)。当然国外也有一些写作非常多的作家,像美国的多利斯·莱辛。我一直有个观点,就是一个作家没有必要写这么多书,因为不管你写多少,最后能一直被读下去的也就一本两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那么多,最后被广泛阅读的也就是一部《百年孤独》。另外我这个人比较懒,也不像有些作家比较勤快(笑)。
大学要学会读一部作品
记者:去年浙师大成立了余华研究中心,你也是那里的客座教授,你给学生上课了吗?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蒲荔子 曾丽 张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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