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强化封建法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以猛治国”，即“重典”治国。他认为，必须用“重典”，才能使“事权归于朝廷”，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这是制定明律的指导思想。第二，重视犯罪的预防。朱元璋在“张刑制以齐之”的同时，始终贯串着“警省”臣民的预防犯罪的思想。

　　基于“重典”治国思想，朱元璋执政期间实行了严酷的重典之治。首先他用重刑思想指导立法工作。早在全国统一前的吴王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令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相刘基、参知政事杨宪等二十人为议律官，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参酌《唐律》制定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达不到法律统治的效果，命大理卿周桢制定《律令直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翰林学士宋谦详定大明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以律条“犹有未当者”，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洪武二十二年(公元l389年)，刑部又奏请更定一次，重新编订。洪武三十年(公元l397年)五月，正式颁行全国，总其名曰《大明律》。《大明律》的颁行，是朱元璋“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朱元璋把它看成“一字不可改易”的治国法宝。

　　《大明律》与明以前法律相比较，就连朱元璋的孙子朱允��(惠帝)也承认，“较前代往往加重”。为什么?因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封建统治者的“典礼”、“教化”等欺骗手段，收效甚微，只能靠镇压的一手。例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所谓“谋反”、“大逆”等，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其被株连的亲属包括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16岁以上者一律处斩刑。凡强盗不分首从皆斩。明律对“谋反”株连达到惊人程度，甚至灭三族、九族、十族、左右邻里，以至乡里为墟。为了镇压人民反抗，明律还规定对“谋反”、“大逆”的罪犯，“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这是历代法律所没有的。同时还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皆斩，财产并入官。私贩盐、茶，拒捕者斩。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奏启者，皆斩。”“大臣不经朝廷专擅选用官吏者斩”；对“亲戚非奉特旨不许授官职”，违者亦如之。“凡诸衙门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所以，《大明律》是封建时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刑法典。

　　在制定明律的同时，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了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明大诰》。《明大诰》共4编236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明大诰》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其二，结合陈述案例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惩吏民；其三，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朱元璋对吏民的大量“训导”，表达其重典治国的思想。这种以诏令形式颁布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