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廷杖制度无法律规定，只要廷臣违忤旨意，朱元璋就命锦衣旗校“行杖”。廷杖始于元代，朱元璋施行得更为普遍厉害。《明史·茹太素传》称：“茹太素……(洪武八年)陈时务……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此后廷杖便经常施行。朱元璋时，永嘉侯朱祖亮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于杖下，不少廷臣往往被活活杖死，弄得京官人人自危。

　　朱元璋作为君主专制极端强化的皇帝，在实行“重典”之治的同时，还明确地提出以预防犯罪作为强化法制的目的之一。他的预防犯罪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重视法制宣传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动手抓宣传措施的落实。《明大诰》成，朱元璋亲御午门，面谕群臣，阐明其制大诰示臣民之目的。他说：“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同时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要“臣民熟视为戒”；还规定为民家有一本《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并“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动知所遵守。”又令“民间子弟于农隙时讲读律令”，规定村社节日、民众集会时，官府派专人讲解《大诰》的内容。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使人人不至为非”，“奉法守分”。

　　朱元璋特地把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放在官吏上，朱元璋要求对《大诰》必须“臣民熟视为戒”的策略思想，具体地说包含两个方面意思：一是“使民知法”可以减少社会犯罪；二是更为重要的是防止官吏弄法，在组织上解决官吏的知法守法问题。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朱元璋就将《大诰》颁赐监生，令全国各地学校都以它作为学习的主要课程。科举时，以《大诰》出题，以诸生对《大诰》熟悉的程度资以录用。朱元璋要求学校讲《大诰》，并以此作为录用的标准，既可以培养具有法律知识的官吏，也有利于他的法律思想熏陶这些官吏知法守法，从而在组织上保证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施，以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朱元璋用严刑酷法惩治，虽然对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却又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一是“法外用刑”破坏了封建法制，特别是皇帝特令锦衣卫特务组织，巡察缉捕，专理“诏狱”，驾于“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权，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二是全国统一后，在其翼护之下新的官僚和地主阶级通过合法赏赐和非法兼并，迅速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佃户，农民被迫四处逃亡或聚众反抗和起义，导致社会生产日益萎缩，广大农村一片荒凉，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三是，重典之治到了明朝中后期就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它们对在封建商品经济内部刚生长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实行种种禁令，进行严酷的摧残。如封禁全国各地出现的金、银、锡、铝、铜矿以及煤矿等开采业，并用重税手段对工商业者进行残酷的掠夺，以致“客商畏惮征求，多致卖船弃业”，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造成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矛盾突出，因而加剧了明王朝在农民战争的暴风骤雨中的衰退、崩溃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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