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当然也很恼火。不过，

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情势。第二年，大观三年，即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是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为一路，工夫下在妃嫔和皇帝身上，将蔡京干的坏事在他们耳边不停地吹风；朝中是寻找与蔡京素有怨隙的官员为一路，工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后由中丞和殿中侍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最是剑走偏锋，却也杀伤力最大，——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徽宗相当惊恐，蔡京屡次求见均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求退，皇帝立即下旨，同意他以太师致仕，贬为太一宫使。并进而将其贬居杭州。

　　至此，童贯大获全胜。但是，很有可能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继任宰相张商英为政持平，多次劝皇帝“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严惮之”，时称其忠直。实际上，徽宗皇帝初政时，张商英就曾经当过宰相，当时，青年皇帝就有点怕他，所以，在修缮宫室时，特别嘱咐工头，看见宰相过来就和工匠们躲开，不要让宰相看到他们。后来，张商英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中，实际上人们都知道这是胡扯，是蔡京借此排斥竞争对手而已。因为，张商英拥护变法是众所周知的。如今，将近十年过去，皇帝自我感觉好了许多，张

　　商英却是一点没变，一以贯之地以自己的忠直匡正皇帝与国事，闹得皇帝仍然“严惮之”，就是特别畏惧他的意思。显然，这与童贯的路数差别巨大。

　　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一级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尽管此时童贯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

　　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7）。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与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我们知道，“媪”是老年妇人的意思。

　　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

　　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应该算是极其强悍的了。他的一生中，光是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曾经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十七年以上。其意志之顽强坚韧可以想见。我们知道，蔡京聪明绝顶，在很多领域里称得上才华横溢。一般说来，任何社会的道德指向，大体上都是崇善抑恶的。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

　　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切，蔡京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二人尽释前嫌，言归于好。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蔡京贬居杭州；贬居外地的官员，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般是不能擅自返回京师的；而在此期间，童贯是否去过杭州，也很成疑问。对此，我们姑且存疑。但有一点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童贯、蔡京二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配合默契，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

　　政和二年二月，即公元1113年，皇帝将罢相三年多一点的蔡京，重新请回朝廷。五月，蔡京再执相权，皇帝下令，允许这位年届七旬的老宰相在家里办公。

　　蔡京的此次复出，对于大宋帝国真正是灾难性的。徽宗一朝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动工兴建的。如许多朝代不敢轻易修建的明堂，如延福宫，如艮岳等等。在此期间，花石纲也蔓延成灾，荼毒全国。

　　此时，老宰相蔡京也仿佛看破了似的，整治起人来，又狠又辣。举凡官吏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凡是顺承他的，须臾之间就可以得到升迁和美缺；但凡忤逆过他的，上至宰相，下到边鄙小吏，必除之而后快。当时一部时人著作里曾经记载，有一个到他家里谋官的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这位宰相，将三个人从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提拔为副司局级。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此人的面进行的。表明他已经根本不在乎公开弄权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部官居大学士，其地位与执政相当，差不多是副宰相的阶级。家中

　　的厮养小厮、仆役皆至大官；姬妾多被封为夫人（8）。

　　这里面，数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最有出息。徽宗皇帝十分宠爱这厮，使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以随时进宫晋见皇帝。他和那位金发金眼仪表堂堂的宰相王黼、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一样，经常参与宫中秘戏。这三位宰相副宰相时常涂抹化装、穿上戏服，夹杂在倡优侏儒中间，讲一些市井淫谑浪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晕段子之类，可能还要加上一些表演性的夸张，甚至把全身画满花样，然后脱光了全部衣服表演，以此取悦皇帝。据说，有一次君臣正在乐不可支时，被皇后撞见了，皇后大吃一惊，摇头叹息道：“宰相尚且如此，这个国家可怎么治理？”（9）

　　后来，这位蔡攸的势力已经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于是便自立门户，开始与父亲相互倾轧。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厮的手段极为狠辣。比如，当时，他的弟弟蔡絛深得父亲喜爱和倚重，这位哥哥就找了个机会，请求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京老泪纵横地跪在皇帝面前求情，才救下了这个儿子的性命（10）。

　　《宋史》中记载说，有一天，蔡攸突然来到蔡京家中。蔡京正与一位客人说话，见他进来，连忙让客人避入内室。只见蔡攸这厮一把抓住他父亲的手腕，边为他诊脉，边问道：“大人脉势舒缓，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蔡京断然回答：“没有！”蔡攸说了声：“宫里还有事。”便扬长而去。客人如坠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地问蔡京：这是玩的什么花样？蔡京回答：“你不知道，这小子想以我有病为借口罢我的官呢。”蔡攸当时可能是想顶替父亲的空缺，由自己执掌相印。几天之后，蔡京果然被罢了宰相官位（11）。但蔡攸的希望也落了空，接替蔡京相位的，是那位金发金眼的王黼。

　　也算是一种报应吧。在中国历史上，父子两代同时位极人臣，势焰熏天，同一天被流放杀头，同时列入官修正史奸臣传的，蔡京父子可能是独此一家。如果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开府仪同三司、从而位极人臣的蔡京的弟弟蔡卞，再加上同样被列入奸臣传、同样势焰熏天的蔡攸的弟弟蔡絛的话，那么，仅仅蔡氏一门的事迹，在中国历史上就可算是蔚为大观了。

　　就是在此期间，蔡京与童贯高度默契，怂恿皇帝宋徽宗赵佶，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巨浪或者巨祸的事件。这就是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联金灭辽事件。从此，将大宋帝国推进万劫不复、血流成河的深渊。导致大宋帝国覆灭，导致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导致一部大宋帝国历史，从此变得支离破碎，满目创痍，满纸血泪，读来令人倍感凄凉。

　　事情起因于童贯出使辽国。

　　此次出使访问，其实并没有什么重大议题，只是依照两国约为兄弟之邦后的外交惯例，前去祝贺辽国天祚皇帝的生日而已。童贯也无非是留心沿途山川形势，考察一路风土人情。除了辽国一方在接待规格上不算特别崇高隆重，令童贯稍感怏怏之外，一切行礼如仪，没有特别值得讲述的新鲜事儿。进了辽国首都临潢府后，他们看到大街上人流如织，市面相当繁华。再进一步留心，发现原来契丹人与汉人是分地而居的：城北，房屋高大豪华，为契丹人之居住区；城南则低矮简陋，多是以手工、商贩为业的汉人居住。这使使团诸公相对感慨，不一而足。

　　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发生在回国途中。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地专级的样子，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两样：其一，他不该在被故国遗弃了一百多年之后，还要热烈地怀念华夏文明，希望故乡回到祖国怀抱；其二，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12）。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