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361年前的甲申年夏四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么，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帝用剑杀死了长公主，然后吊在紫禁城的煤山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们，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佶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剪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蹈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和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知道少帝已死，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为保卫家乡、保卫引以自豪的华夏文化，实在没有多少士人愿意为这个王室殉葬。连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柳如是劝他投河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满清，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代的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有时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不出文天祥和陆秀夫，倒是培养了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明代的皇帝对太监往往比对文臣好得多，最后殉葬的是太监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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