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观察摘自联合早报 2006-04-13】  

    泰国首相达信突然辞职，再次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矛盾：亚洲民主越是显得活跃，实际上就越是运作失调。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去年韩国反对党企图用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弹劾总统卢武铉、台湾陈水扁无法在由反对党国民党控制的议会通过一项简单的法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第一个任期就面对政治僵局，并且一再传出要推翻她的政变谣言：所有这些都是亚洲民主瘫痪的有力证明。 


    如果后果只是僵持不下和混乱，那这样的对峙或许还可以忍受。但长期的政治僵局已经使很多亚洲国家的信誉受损，并可能面对暴力冲突和经济衰退的前景。 

    实际上，亚洲民主停滞不前的例子令人无法感到乐观。举个例子，1947年巴基斯坦建国以来，所有民选政府都因为党派间的分歧而无法完成任期。正因如此，巴基斯坦人被迫接受了军事统治的命运。 

    对峙局面被第三者利用 

    亚洲的问题经常源于法国人所说的“同居现象”——也就是民选总统不得不与反对党控制的议会共同相处的尴尬。美国和欧洲的成熟民主可以在“分离政府”的制衡作用下正常运作（尽管共和党八年前企图弹劾克林顿总统，显示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但一般来讲，亚洲无法将行政和立法权力赋予同一个机构是个十分可怕的缺陷。 

    这种矛盾在政府要推行根本的经济或政治改革时显得尤为突出。民选总统想采取行动，但议会拒绝通过必要的法律，反之亦然。 

    这种模式最初始于议会僵局。无能为力的领导人指责立法机构不克尽职守，立法委员们则批评来自敌对派系的总统。最后相互漫骂替代了责任，点燃了人们希望强人（男人或女人）来克服政治分歧的愿望。 

    20世纪七十年代英迪拉·甘地在印度实行的短暂“紧急状态”，就是这种制度失调的部分结果。 

    水火不容的政府也被亚洲分裂分子所利用。在斯里兰卡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反对派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政策彻底激怒了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导致她开除三名政府部长，几乎提前四年再次举行选举。唯一从中受益的似乎是凶残的淡米尔之虎组织。 

    尼泊尔的情况也很相似，毛派游击队利用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控制了乡下的大部分地区。 

    应有实至名归的制度 

    当然，不管亚洲民主制度多不稳定，终究也好过独裁统治——比如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人政府，或是越南的共产党。但是，如果民主受到削弱，其危险性却不只局限与法律受阻和政府低效。 

    雄心勃勃的总统一旦受阻，就很容易采取超乎宪法的行动，因为毕竟他们占理，他们是公民直接选出来的。有些总理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导致泰国首相塔信辞职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人指责他为了追求个人统治，削弱了国家的民主传统。 

    有了这样的先例，也许亚洲的决策者应该认真考虑放弃“同居”，采纳选举获胜后实至名归的政治制度。 

    像日本和印度这样的议会民主国家，由一名当选领导人对国家进行管理，直到有一天他或她的政党或联盟失去立法会的多数席位。 

    这就是说评价政府的标准不再是能否驾驭议会，而是能否推行高质量的政策。比起造成亚洲各地尖锐对立的令人不愉快的同居政策，这种民主形式似乎更为有效，政治上也更加稳定。 

    林肯说得好：自我分裂的议会根本站不住脚。在很多亚洲民主国家中，只有进行制度改革才能防止政局的崩溃。 

    作者萨恰巴拉塔·雷·乔德里(Satyabrata Rai Chowdhuri), 印度大学赠款委员会名誉教授，曾任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原文题目：Asia’s Dysfunctional Democra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