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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支烟】
今年3月,李敖在其主持的节目《李敖有话说》里,谈及鲁迅及其文字,看了后产生了一种自己也“有话说”的冲动。我相信李敖不是一个“格调很低的人”,但他谈到自己和鲁迅的比较,倒让我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李敖是位“大智大勇”且“天不怕地不怕”的“斗士”。从他的节目里,我感觉有这么三点是最为突出的:政见、资料、骂人。由此可见他的传统文人情结。所不同的是,他的“另类”气质以及由此而来的“另类”行为。而主导他的是一种更为绝对的“五四”精神,胡适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载体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一段历史、看到一种文化。他是一位孤胆的文化英雄!
这位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中国男人,曾经历了怎样背井离乡、流离坎坷的人生,却始终没有离开大陆——台湾特有的中国式政治的文化环境。尽管如此,现在的李敖,毕竟是个在台湾生活了五十五年的中国人,而不是大陆的中国人。因此,台湾当局和民众眼里的李敖,应该与大陆国人眼中的李敖,必然存在着文化认知上的差异。作为文人,他的博览群书一经特定社会历史、政治的熔铸,必然形成他所特有的文化观、价值观、世界观。“五四”个性解放、自由主义的传统,加上台湾现存的政体环境,更替他的反传统精神注入了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情结,使他成为一个比鲁迅更绝对的人,也许他没有鲁迅的纯粹。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子,俯首敢为孺子牛”既有俩人的共性,又有他们截然不同的文化追属。
从知识的角度上讲,鲁迅明显地受到了历史、文化的制约,但他在“人的现代化”(不管结果如何)进程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李敖有可能继续却永远也无法超越的。知识的渊博可以是大学者、思想者,但不一定能成为大思想家。鲁迅无疑是一位思想家。
知识最早是用来“修身养性”的,然后才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之后才有了“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观念。从此,文人的私有知识才有了广大的足以令世代文人满足天真想象的乐观的用场。这种日渐膨胀的“政治参与热情”,使他们无一例外地从“修身养性”的初衷里走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终于成为历代文人用来平衡其复杂内心的一剂良药,否则,就只有满腹牢骚了。骂人无疑是一种用来宣泄的方式。如有例外,那这人一定是个伟大的人,起码也是个为常人所不可企及的很了不起的人!鲁迅是个伟大的人,而李敖无疑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殉道者有两种:一种是为民众盗取光明的人,另一种是以身试法对抗权贵的人。如果用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可以评价鲁迅和李敖的话,那么,他们应是两种不同的英雄,李敖显然属于后者。
不管李敖对上述评价如何看待,但鲁迅作为一种精神早已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也不管李敖最终能走出多远,对“人”的觉醒乃至“人的现代化”做出多大的贡献,李敖也只能作一个鲁迅式的人。
对于“话语权”严重缺失的中国人来说,杯弓蛇影的忌惮心理是一种毋庸质疑的存在。《李敖有话说》以其特有的品质(比如说真话)足以让现代中国人在为其捏汗的同时禁不住要生出几分敬意的。单凭这一点,他已经是一位英雄,一位大大的英雄!
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文政治,李敖可谓无所不晓、无所不通。但他对于政治的过于敏感与热情,倒让我想到了传统戏曲舞台上的“小丑”。本来,在英雄与小丑之间就只有一步之遥。比如,在国人心里,鲁迅是个英雄,而在李敖眼中,鲁迅就是个“小丑”。可惜鲁迅已无法感受自己的悲哀了,但李敖呢?在我看来,李敖只是一种文化现象。透过《李敖有话说》,让我感到一种近似当代杂文的悲哀!让我怀疑,它的力量除了宣泄本身,就只剩宣泄之后的快感了!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式的非理性时代。如果说过去的国人是愚昧的麻木,那么,现在的国人则是清醒的麻木。这后者或许要比前者更为可怕!李敖就像风雪地里的一个裸者、舞者,人们只会倦缩在温暖的屋里,瞪着两只大大的眼睛,他们绝不会加入到他的行列中去。而且,这也未必是李敖所希望的。
李敖说鲁迅的文字“很烂”。“如果抛掉他的思想或……用筛子一筛,就什么也没有了;而我李敖的文字则不同,把我的文字用筛子筛掉,起码还有资料”。他为什么不说鲁迅的文字,如果用筛子筛过之后还有思想?为什么将鲁迅文字中的思想连筛子也不用,就直接抛掉了呢?可见思想(鲁迅的思想)在李敖心目中的位置了!用李敖的话讲就是“毛泽东对鲁迅太网开一面了”,也就是说,鲁迅如果离开毛泽东对他的网开一面,就不会成其为鲁迅的。固然,毛泽东对于鲁迅(乃至“五四”以来的一切知识分子)存在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绝不能因此就这么草率地将现代文学史以来的鲁迅抹掉了!也许,在作为文人的李敖眼里,对鲁迅文字的文学性有自己的看法,这应该是见仁见智的,比如歌德就说“并非语言本身是正确的,有力的,或者优美的,而是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在我看来,鲁迅源于“进化论”的“人本”思想,不仅对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中国,都将具有根本性的现实意义。
再说骂人。在这个文化滥觞的时代,文化产业化的大车装载着五千年来的“家当” 无可阻挡地开向市场,疯狂得近乎无耻地叫卖。文化研究的市场前景可谓蔚然壮观,“文化是第二生产力”(张贤亮语)比“第一生产力”更要深入人心。但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潜心研究骂人的。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一、很少有人知道骂人也是种文化。二、即便知道,也觉得研究这样的文化又带不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在我看来,骂人不仅是一种文化,而且还具有相当厚实的文化学意义。感谢李敖,正是他给了我这样的启迪!
这里,我并不想全面展开自己对骂人的研究,只是想一针见血地指出骂人的文化本质。在国人心目中,骂人从来是一种武器,一种作为弱者的武器。它与打人正好相反相对。在李敖看来更“烂”的鲁迅杂文,骂,正是鲁迅杂文作为“投枪”的武器之一。但这样的武器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分明有着极大的杀伤力。而且,鲁迅的骂并非出于宣泄,是骂过之后自己伤心、伤肝、伤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李敖的骂呢?在当今国人见多不怪的眼里,除了宣泄之后的快感以外,还有什么!因此,鲁迅是民族的,而李敖只是自己的。
况且,政治从来都是一种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哲学。它的存在,决定于人的社会化。禅让、独裁、专制、民主或者虚假的民主,马后炮只适用于中国象棋游戏的某一棋局,而对于某一政局已有的存在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就眼前的政治而言,做一个杨修式的文人,显然是大为不智的,除非全民或者他的大多数都成了杨修并将他的骂与聪明转诸为行动,成为真正的民权拥有者。
鲁迅是否“御用”,李敖拿谁的工资,都已无关大紧。文人倘或真的像风筝,关键看这线在谁的手中、放飞在怎样的天空、放出谁的心情、谁的风景。这样的比喻恐怕也适用于每一个中国人。
风光于“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李敖,不知是否有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感慨,但我还是认为李熬做个文人最为合适,因为,对于政治,李敖最多是个杨修式的人。他手中掌握的资料、哪怕是他所谓的“内部资料”,一经到了他手上的时候,早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部资料”了。至于骂人,李敖应该当心自己到头来不仅可能成不了英雄,反倒落了顶“小丑“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