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作者：韶华  2001/10/25】

　　我因为没有讲真话，得以平安无事，可是另一位讲了真话并且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却被杀害了。她就是张志新。

　　我的被“解放”，生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政治上却有了改善。所有的人对我，
都是一副和善面孔，再没有“怒目金刚”式了。彼此也以同志相称。我还得到一项特殊待遇∶每天上工劳动的时候，大家列队出发，我有资格捧着毛主席像走在前面了。这在当时可是一项了不起的“高级政治待遇”。

　　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69年盘锦要实现“水田化”。这个吹大牛的口号，是当时辽宁省革委会一个重要头目刘盛田提出来的。刘盛田原来是盘锦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著名劳动模范，1963年我曾经访问过他。劳模——造反——当官，是当时很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文化大革命”中，刘盛田进省革委会当了一名副主任。

　　盘锦是一个地委，如果在东欧，等于一个小国家。刘盛田吹出在盘锦“一年实现水田化”的大话，同时就成了红色政权的伟大号召。我们干校这几千“牛鬼蛇神”加造反派，是一支上万人的重要劳动力。于是在紧张的“斗批改”中，参加了“水田化”的大会战。此时已经到了六月初。水田，水田，哪里有水呀！不仅干渠没有挖，象大地上毛细血管似的支渠也没有挖。稻秧也没有育。这些当然不会影响“伟大号召”！当时为了实现刘盛田这篇大话和假话，沈阳市郊有现成的水田，而且育了秧。但一声令下，沈阳市发扬了“革命风格”，自己把水田改旱田，将育成的稻秧用汽车拉几百里路运到盘锦。在运输过程中，稻秧都捂得蔫黄了，插进地里有的根本不反青，有的即使活过来，也长不高。有些长途运来的稻秧，因没有水田可插，就烂在路旁了。在这时，刘盛田还是吹“只要不插七月秧，保证亩产七百斤！”

　　到那年九月，因没有水源和没有稻秧而撂荒的水田不必说了，插上秧的长了有四五寸高，还是青苗，连当饲料用，牛吃了都拉稀。

　　这是为完成革委会头头吹大牛、说假话的“政治任务”所付出的代价。

　　没有水，搞不了水田，这是除非白痴都明白的道理。当时并不是大家都变成白痴了，仅仅是无人敢对荒唐年月中的荒唐事说真话而已。

　　但任何时代都有敢说真话的英雄，张志新就是一个。

　　有一天，忽接上面通知∶说是今天要开一个重要大会，不准请假，队列要整齐，会场上要守特殊规定等纪律。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重要会议。十三连准时列队，喊着革命口号，迈着整齐步伐走了七、八里路，开到一个大广场。

　　开会之前，各连队象部队一样互相拉唱革命歌曲，呼喊革命口号。不多时，主席台上的头头，彼此说了些什么，好象一切都准备就绪。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接着是一声震天高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押上来！”

　　听了这个名字，我心头一震∶张志新？不是重名吧！

　　原来我在省委宣传部当文艺处长时，处里有几名干事。有一个学音乐、小提琴拉得满好的女干事叫张志新。这个女同志给人的印象是∶衣着整洁，作风文雅，话不多，工作却很认真。她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了呢？不是，绝对不是。我想。

　　又往会场周围一看，贴好了不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张志新为“走资派”扬幡招魂，决没有好下场！”“坚决要求红色政权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张志新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过了不多时，有几个大汉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女人进了会场，我一看，果然是省委文艺处的张志新。我的心头又是一阵颤抖。

　　我再细看，这天她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衬衫，头发也梳理得很整齐，面孔从容，她进了会场，仰着头向周围扫了一眼，没有一点愧色。“她是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的？”我想。

　　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大喝一声∶“张志新！低头！”

　　张志新不低头，好象没有听到。这时原来扭着张志新背膀的大汉，使劲按着张志新的脖颈，每按一次，张志新便顽强地再抬起来。反复多次后，两人按着张志新脑袋的手，干脆就不再抬起，用全身力气压在张志新的头部。张志新的头发也全乱了。她想用被绑着的双手去梳理蓬乱的头发，但不能够。

　　(据宣传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张志新那天预计要逮捕她，她特意穿了新衣服，还打扮了一下，她想使人感到，她没有罪，又问心无愧，她是从容不迫面对这一切的。这使我联想到以前看过歌剧《江姐》中，江姐走上刑场前的仪态)

　　大会开始控诉张志新的罪行。按照当时的“惯例”，批斗会只有造反派“控诉”，没有也不会给“罪犯”说话机会。“罪行”内容也极其含乎：张志新恶毒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刘少奇明冤叫屈，罪毒攻击林副主席，为苏修辩护，实属罪大恶极等等。每“控诉”一段，下面便响起震天的口号。此时那两个大汉，架着张志新的胳臂，一直按着她的脖胫，揪着头发，拚命让她低头。而张志新还是要仰起那不屈的头颅。一仰一按，一按一仰，整个会议过程都是这样进行的。当主持会议人宣布：张志新是个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公安部门逮捕法办时，在一阵高昂的“拥护”口号声中，几个公安人员，走过去把镣铐给张志新扣上押走了。

　　这次批斗大会之后，有一天我在野地挖水渠，见了林岩同志。林岩原来也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是我当文艺处长时的干事。凭我对他人格的信任，觉得可以向他打听一下张志新的“反革命”事件。见左右没人，便悄声问林岩：“张志新到底怎么着了？”

　　林岩觉得和我这个“前处长”说点真实情况也无妨。

　　他告诉我：“有一天，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让大家谈谈对“文化大革命”的体会和认识，亮亮自己的真实观点。张志新想，既然党号召‘谈真实想法’‘亮真实观点’，况且这是党内的会议，便说了许多话∶她认为“文化大革命”“左”了，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许多被打倒的老元帅、将军，老干部都是革命功臣，……就是这些话吧！我们当时听了都吓了一跳！你想想，她这些话，是在会议上讲的。会后要向上面写‘简报’。这事怎么也瞒不住的。上面一见简报，立即命令我们组织对张志新的批判。可是张志新不服，不仅不服，还继续讲自己的观点。越说暴露自己的观点越多。”

　　后来，我们这些和她共同工作多年的同志，个别找她谈话，我也找她谈过∶当然是希望她承认错误，让她检查一下。只要她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对上面也好说话，往上面报材料时，可以说∶她通过大家的批判帮助，提高了觉悟，认识了错误，并有悔改表现。争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处理。可是她怎么也不肯。”

　　“唉……”林岩叹了一口气，“上面继续组织对她批判。可是每一次批判，她不仅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讲出更多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实在也没有办法！……直到她知道要逮捕她时，还讲∶自己是一个党员，这是自己的看法，在会议上讲出来是符合党章的，她也太天真了……这么一件大案，谁也隐瞒不了。头头们只好报到省革委会，省革委会当然要逮捕法办她！”

　　我们互相叹惜了一阵，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有好办法呢？

　　(张志新命运的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1979年她被追认为烈士后，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散文《面对张志新的悲剧》，一篇是《为了不再发生——纪念张志新》，前一篇着重写这个形象，后一篇论述发生这个悲剧的原因，并企图找到“不再发生”的办法。同年，我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镜子》。我和许多人都有和张志新一样的看法，可是因为没有讲，我们活下来了。而张志新却牺牲了性命，而且那么惨！用这面“镜子”照自己，我太渺小了！可是要学她呢？也实在难呀！

　　还有一点要补充∶写作中我调阅了张志新的档案∶当时新闻报道，说她在监狱里用自制的沾水笔，在手纸上写了六万字的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及申述材料，继续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而我看的这些材料是十二万字。当我看到写在手纸上的密密麻麻象高粮米那么大小的有眼泪痕迹的一大罗材料时，心酸得流泪不止。她那十二万字的“交待”内容，都包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了。

　　我又想∶在中国十年灾难和其他灾难中，并不是没有“先知先觉者”，也不缺乏有胆有识之士。可是不让你讲真话，只好让悲剧演绎发展下去了！

　　在这里，我还想起那次“阜新之行”中“陪斗”我和思基的宣传部副部长黄觉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不知查到了一段她在中学生时期的什么问题，批斗了好久。这位女部长想不开，那年除夕之夜，利用大家不注意她的时候，悬梁自尽了。我在这里写这么一段文字，以告慰敢讲真话的英雄张志新和蒙受不白之冤的黄觉生九泉之灵！

　　在全国武斗最惨烈的时候，我还想过∶用什么办法才能够阻止“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继续发展下去呢？我设想∶假如有人先写好一张大字报，贴在某广场上，然后以自焚的办法，抗议这场悲剧，会是什么结果呢？结果必然是∶不出五分钟，那大字报会被撕掉，接踵而来的是声讨的大标语∶“某某为走资派而死，死有余辜！”，“某某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声讨某某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不行，这种办法不行！连中央的将军元帅们“大闹怀仁堂”都阻挡不了，别人就更无能为力了。且让它发展吧！打倒“一切”之中，必然包括他们自己！

　　在盘锦劳动改造那一段，大约是四月份，我参加了“农宣队”，搞农村的“斗批改”。去年因为农村歉收，这时正处在“春荒”季节。许多农民揭不开锅。刚刚出芽的野菜都被挖光了。“农宣队”把这种情况反映到县革委会。县革委会也算重视，很快拔下来一些“下脚粮”(即粮食加工厂清理仓库时从角角落落扫出来的散碎粮食和谷糠之类)有一天，生产队把“粮食”用大车拉来了。在发粮时，全体农民集合在一个大院落里开大会。一个革委会主任讲话，说∶“同志们！我们现在生活虽然困难，但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有红色政权的支持，我们就能度过任何困难……现在先做‘三忠于’活动，然后再发救济粮。”

　　于是满院子群众先读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又喊口号“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红色政权的关怀！”“身居茅屋，胸怀天下！永远不要忘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接着跳起“忠字舞”，同时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心中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这件事，在我心中引起了深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