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后回望改革开放，更多的是对中国变化的赞叹。就连外国媒体也称，三十年，中国的变化惊人。

　　改革开放“实验田”深圳　　

　　美国《新闻周刊》年前刊发署名文章称，三十年前中国到处都是废墟，人民愚昧而贫穷。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真正差距，其实要比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更大。尽管这个发展历程一般有很多硬数据来衡量，但是如果以人类的标准看，其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文章题为《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要点如下：

　　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日，机会终于来到，美国与中国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当时没人能肯定中美关系的蜜月期能够持续多久，因此我立刻就申请了签证。2月20日傍晚，我拖着沉重的旅行箱，带着给亲戚们的礼物，踏上了从北京南下的119次列车。简陋的硬卧车厢中缭绕着香烟的烟雾，其他乘客都好奇地盯着我看。他们用来装行李的不是廉价的旅行袋，就是破布片缝成的挎包。天气寒冷，但一些人只穿着旧式的布鞋。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兴致盎然地想听我讲美国的事情。

　　从北京到苏州共有700英里，这趟列车却走了21个小时。那一年我哥哥37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全家与岳母住在一起。他5岁女儿一见到我就围着我团团转，嘴里喊着姑姑是个“外国人”的话。哥哥的家就是一间方形的屋子，中间由大柜子分成两个面积在12平方英尺左右的区域，没有卫生间，只有夜壶。哥哥知识分子气很重，说话轻声细语，生性乐观。他在一家丝绸厂做夜班工人，月工资只相当于26美元。然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家里有木地板，有天花板，和一个能养点鸡的小院子。他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所有藏书。

　　那时毛泽东已经去世，邓小平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前一年的夏天，党的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到与香港接壤的地方参加一个奠基典礼。而我当时就是驻香港的记者。深圳以前是个小渔村，是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把它作为自己开始伟大实验的区域。深圳随后成为了一个具有试验性质的"经济特区"。与我同行的西方记者不屑一顾地看着这片代表中国未来的泥泞地，很多人把这样的设想看成笑话。然而，30年之后，深圳成为一个拥有1200万居民的大都市。当年的小棚屋成了一排又一排的办公大楼。

　　如此巨大的变化已经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各个地区发生。30年前和现在的真正差距，其实要比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更大。尽管这个发展历程一般有很多硬数据来衡量，但是如果以人类的标准看，其间的变化甚至更加惊人。

　　我很幸运，从当年乘坐119次列车开始，中国这段时期内的旅程也成了我的旅程。就在苏州之旅的第二年，《新闻周刊》聘用我负责在北京的分支机构，那是共产党执政之后，美国杂志首次在北京设点。从那以后，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最深远的变化。对于推动中国以令人眩目的速度崛起的诸多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概括。但是，通过观察这些力量对个人生活的改变(譬如我的和光远的)，是能够判断出它们的影响和规模的。

　　市场改革　　

　　1980年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在前门的一家饭店里面，每写完一条新闻，我就要跳上自行车，狂奔到几英里外的电报大楼去，然后在古老的电码机上重新把新闻稿打一遍，最后把打好孔的纸带子，送到大厅另一头的柜台上，再恳请工作人员做他的分内之事：把电报发出去。为了确保不出现意外，我一般会坐在那里等到电报发完，有时坐在长凳上都会打起盹来。整个过程要花费几个小时，当然不包括我写报道的时间。

　　在我到达北京的几个月之后，公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我采访了一些中国人，发现"人民公社"解体为家庭生产单位后，带来的变化令他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在安徽一个集体农庄，农民不但分了地，而且还把公社的其他资产也给分配了。

　　这样的机会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包括我的亲属。从哥哥光远家离开之后，我去了上海，想看望一下我的伯父。他曾经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1964年他才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中，不料他的旧罪恶在老家又被翻腾了出来，家庭成员被迫与他划清界限。

　　我看到伯父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再度得以平反，政府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红告示，宣告恢复他的退休金。街区的医疗中心甚至给了他个讲授保健知识的工作。伯父对邓小平的改革相当赞同，认为改革来得很及时，使他还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伯父说：“我们走了许多年的错误道路，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如果年轻人自己不能学习和管理，我们老一代就必须回来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