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时代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全家游览了一趟云南，因为昆明是父亲上世纪30年代遇到母亲的地方。

　　昆明已经因为商业发展而变得熙熙攘攘。道路两旁尽是小型私营小摊。在石林风景区，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士围着我母亲，向她兜售家庭制作的装饰品。不过，母亲唯一的不满是说，昆明的天空已经不像她记忆当中那么蓝了。

　　1992年，邓小平趁视察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机会，向外界暗示了这样的信息：忘掉过去，着眼未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致富光荣”。

　　对此，千百万中国人完全不需要动员。1992年我去了深圳，当地人热议的话题就是“下海”风潮。下海的意思是辞去国家分配的工作，进入私营企业工作。

　　这样的变化一直在加速。1995年，在路过成都的时候，我几乎已经认不出那个地方了。周围尽是彩色气球和广告牌，雕塑伸出的手臂下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标语的英文版本。在拉萨，布达拉宫下面的广场周围，已经被美发厅和卡拉OK厅占领，我也第一次听到一个西藏朋友说，想让自己的孩子学普通话，以便找个好工作。

　　对于大陆经济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台湾人利用其机会的热情非常高。到1996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至少达到了240亿美元，光是上海就有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居住。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也纷纷把子女送到北京的大学读书，台北现在甚至有了专门出售大陆商品的市场。

　　香港回归　　

　　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更新之快总令我感到惊讶。1997年年初，我提到自己7月1日将在香港报道香港回归中国的重大事件。他当时已是耄耋之年，刚刚接受过心脏手术，但他说：“我也要去！”这个计划听起来很荒唐。乘坐飞机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再说，他为什么要庆祝香港回归？他说，他只是想亲临现场，“成为见证这个时刻的无数中国人之一”。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中国收回这块在软弱无能的满清时代丧失的领土。他说：“小时候，大人反复给我讲过鸦片战争的历史。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耻辱。我们为此憎恨英国。”他回想起当年。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亲眼看到包头巾的英籍印度警察在上海租界殴打中国乞丐和妓女。　　

　　父亲去了香港，在老朋友的陪伴下观看了交接仪式。我记得查尔斯王子表情僵硬地致了告别辞，汗水涔涔而下。参加降旗的是3名高矮参差、步态不一、衣着杂乱的英国士兵。中国的仪仗兵则姿态挺拔，动作一致，制服笔挺，与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无数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海归”感受

　　2001年7月13日，大批民众涌上了北京街头。焰火和激光照亮了夜空。20万名狂欢者聚集在天安门。汽车行进在长安街上，里面坐满了挥舞红旗的年轻人。中国刚刚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人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国家终于作为国际社会的合格成员得到了承认。

　　中国需要这次机会。他们需要不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建设全世界最大的水库和海拔最高的铁路。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中国人都怀有重现昔日辉煌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国意识到，巨人猛醒会令世界其他国家感到恐惧。中国迅速发动了一场国际“魅力攻势”。疲于应付一连串国际危机的美国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在国内，老百姓现在敢讲话了。一年前，中国政府取消了对外国记者的旧有规定。奥组委的高级官员屠明德告诉我：“中国只会越来越开放。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也许他是对的。从我的厨房窗户向外张望，人们正在建设国家的未来。每天早晨，我都看到北京最高建筑——国贸三期的工程不断取得进展。旁边是不可思议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我在朝西的阳台上看到，公园、地铁站和豪华公寓楼取代了从前低矮杂乱的平房。

　　社会像城市面貌一样日新月异。从前，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尽管是华裔)被视作外星人。如今，西方人在中国可以找到各种称心如意的工作。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在上海做了牧师，为中国新人主持婚礼。不过，形势发生变化的真正标志是大批中国人从西方返回祖国。大家称他们为海归。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留在海外的时间过长，就会错过最新的发展。我的侄女婿在北京长大，但还是惊讶于中国的变化速度。他说：“我在短短几年后从美国回来，就听不懂朋友们的谈话内容了。他们说的商业平台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到2007年圣诞节就满91岁了。他坚持要到北京去看奥运会。我们的许多亲戚肯定在盼望他的到来。光远的女儿乔伊丝一家就是“海归”，如今生活在北京。光远已经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州。他和妻子在美国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有一套3000平方英尺的高级公寓。他们在家乡的老屋早已拆除，建起了一座商城。不过，他们说，回家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