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栈老客  梁发芾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我领教失业的滋味，我自己虽然没有失业，但是，亲戚朋友中从企业失业的，从大学毕业后托关系找门路找工作的，其辛苦焦虑，真让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是啊！现在，我们遇到了几十年来的第三次事业高峰，算上农村，我国失业率高达20%，每5个想工作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可干，正在待业或者正奔走在在找工作的路上。

    没有工作，其苦万状。可是，有了工作，也并不会让人快乐到哪儿去。

    一向敢于说话，脾气很不友好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又说出了一个大实话。他说，去年全国煤矿安全事故十万人死亡率为109.11人（6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数据从前从来没有听说，今天看到了，几乎是吓了一跳：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0个煤矿工人中，一年将注定要有1.09人死于煤矿安全事故。如果将这个数字与其他的数字对比，就可以知道矿工的死亡率高出别的行业多少倍：同样是2005年，全国工矿商贸从业人员十万人死亡率为3.85。相比之下，煤矿工人从业者的死亡率，高出工矿商贸从业者死亡率近30倍。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之险恶，与此可见。

    但是，这并不表明其他工矿商贸等等单位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就会有多好。他们虽然不会有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会集体地成批成批地在瞬间葬身黑暗的地下，但是，他们却要持续承受职业的伤害，要遭遇加班加点，要遭遇过劳死。

    6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我国目前有7亿多人受到职业伤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以我自身的感觉而言，这肯定不是危言耸听。前两天，笔者还和我的主任讨论过上班时刻紧盯电脑，造成视力急剧下降，眼睛发涩，疼痛，流泪等等现象。我说，这简直是工伤事故，单位应该给予工伤补助或者劳动保护。主任说，你呼吁呼吁。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呼吁，我自知呼吁不但没有用，还会影响饭碗。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据说当初立法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些细节，现在，这些细节都出现了，可是，又根本顾不上来修订或者说不愿意来修订已经远远落后了的法律。《中国青年报》报道最后发问道：“如果真是这样，遭遇职业伤害的人们难道只能自认倒霉？”事实是，不自认倒霉，那么，可以救济的途径又在哪儿？

    职业伤害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这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某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的一句话。加班加点已经出企业的家常便饭。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才可以延长劳动时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加班并没有征求工会和劳动者的同意，更不要说协商了。加班加点一面正在成为企业文化，另一面却也在不断地制造着过劳死的悲剧（6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关于过劳死，现在居然没有任何规定。职工们不但活着的时候没有预防过劳死的权利，甚至死后家属也没有得到补偿的权利。死了就死了，如此而已。

    所以，让人愤慨的不仅仅是加班本身，而是我们的法律对加班的阳萎不举，是意识形态宣传中对于加班加点的热衷追捧带来的恶劣后果。

    《劳动法》虽然对于过劳死等没有规定，对于其他一些规定也是细节不足，操作性不强，但对加班加点等还是有规定的，但是，而几十年来，我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几十年一贯地不停宣传灌输的，就是职工要无私奉献，要加班加点，要毫无怨言，不辞劳苦干活，甘作老黄牛。每年评选出的劳模，其先进事迹中必然有加班加点多少日，最后累倒甚至累死在岗位上的超人之处。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劳动节期间，作为超级喉舌的CCTV新闻联播节目中就有一大串各位劳模如何无私奉献，如何加班加点的先进事迹报道；而官方推出的先进模范人物，无论官员如牛玉孺，百姓如李素丽，无不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典型。

    官方意识形态对于加班加点的几乎疯狂的追捧，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从根本上消解了法律规定的劳动者的各种正当权利比如休息的权利，得到正当报酬的权利；这种文化也正中各种形形色色雇主的下怀。这些雇主们并没有从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接受别的什么说教，但是对于要求职工无私奉献，加班加点毫无怨言这样的东西，却乐于全盘接纳，奉若至宝，并借助官方宣传的力量和资本的意志，将这种价值观念强加到职工的头上。

    现在是一个资本重于泰山而劳动轻如鸿毛的时代。资本如果与权力联姻，则劳动者的健康，安全等等的，统统都会成为这种联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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