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农村报 作者：冯善书]
 
　　日前回老家，特意到牲圈看望了我家的那头耕牛。祖父母年事已高，父母百务缠身，自从我兄妹仨出外谋生后，家里能安排去放牛的人就少了。

　　最近，听说家人把这头牛拿出来跟没牛的秀婶家合养了——随着家境的宽裕，父母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耕作大量的田，耕牛的负担本来就大不如前，现在把牛的部分使用权让渡出来，并不会影响到自家的使用，况且，多几个共用的人，放牛的人也有保障了。这等于用牛的部分使用权去交换别人的劳动——多么互利的事啊！对方不用花钱买牛，只需要按时轮流放牛，就可以用别人的牛来耕田了，怎会划不来？所以达成合作后，大家都高兴地合不拢嘴。

　　在我老家的农村，像这类农民之间的合作，其实并不鲜见，应该说，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单干”以来，就大量存在于民间了。只不过，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前从未引起过官方的重视，因为在萌芽的时候，没有得到政府的好好浇灌，所以农民这些简单而蒙胧的合作意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育。

　　直到今天，改革开放都快接近30个年头了，国家才想起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认可和促进农民的合作。不过，政府的观念虽有转变，但出于诸多顾虑，在实际的立法行动中，对农民组织的方式还是施加了种种的限制，比如，农民目前最期待的金融合作，《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法》(草案)的规定在提交审议时却被删除了。这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和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在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律出台前，社会都必然有一次或者多次的各利益集团的激烈博奕。农民因为没有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自然无法平等地参与到这场博奕中来。因此，某些利益集团不愿意把他们一直抓在手里的那部分利益让渡出来，农民自然也无可奈何。宪法虽然明文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但是，因为宪法并没有为人民行使这一权力提供任何的保障。因此，遇有不公，他们除了愤慨，别无他策。

　　对那些不顾社会公义的利益集团来说，滥用手中的特权，只不过是他们干预立法的其中一种手段。除了滥用公权，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文化决定论。

　　所谓文化决定论，无非就是说，这个地方要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完全由文化说了算。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因为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况且在乡村治理方面历来就没有民主的文化，所以还是专制点管用。搞村民自治、农民合作组织，也要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土壤。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全面实行“单干”的国情，小农户分散经营，日子不好不坏，一听到搞合作，就想起以前的人民公社，谁愿意干？这是文化。农民合作组织要真想发展，除非把这旧文化的命给革了！

　　悲乎哉。就拿我们村来说，全村几千人，跟我一样年龄的，当年有上高中的就只有我一个。比我年长，包括那些走出去(户籍迁移)的，掐指一数，也没超过10个。村民像这样的受教育程度，绝对说不上“有文化”吧？但就是这么一条村，自改革开放起，至今二十多年光景，农民的合作却无处不在。今天，农村的社会完全称得上已进步“农民合作”的后启蒙时代。

　　农民合作的启蒙，实质是农民利益的启蒙。农民合作养牛的事，前面已经讲过，并不是我家独有的现象。即使在同个自然村，现在亦有多家农户在实行着同样的合作。我们家这组合作还算比较特殊，所有权并不属于所有的合作者(后来加入的秀婶只享有使用权)。但有其他农户，自始耕牛的所有权便乃属所有的合作者共有，这些人当初建立合作关系时，有钱的出钱，有圈的出圈，没钱的专管放牛，总而言之，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投入方式、经过彼此的认可后，在权利和义务上达到了平衡，对牛的饲养、管理和使用都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从而进入了这个没有合同保障、但又事实上被一种强烈的契约精神所维持的合作组织。这个隐性的组织身上所具备的种种合作社的特征，譬如，“会员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自发性”、“自愿性”、“进出自由”等等，比之那些由政府自上而下牵头架设的所谓种养协会、蜜桃协会要“原汁原味”多了。他们虽然没有到有关管理部门登记，也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和赋权，但是“会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如此明确，他们的合作关系是如此紧密，由此折射出来的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合作观念，俨然已发育得相当成熟。在这样的情况下，倡导他们把彼此之间的合作扩展或延伸到其它领域，以取得更多的效益，这哪还叫制度移植，简单就是总结经验，推广成果了。

　　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能否发展得起来，并不是一个农民的素质和能力是否达标的问题，而是国家愿不愿意把权利真正赋予农民的问题。只要留心观察一下我们村农民近二十多年来的生产和生活，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民的合作并不局限于养牛，从过去上山砍柴、放香菇、下河捉鱼、赶集卖菜，到如今的屠猪卖肉、种养、开铺，农民都有过或简单、或复杂，或短期、或长期的合作。讲得好听一点，只要有农民利益觉醒的地方，就必然会出现制度创新。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其实不一定要政府在物质上提供多大的支持，只要政府在制度建设方面少一点设障，农民自然就会慢慢通过实践摸索来找寻出路。与民主一样，合作同样必须付出代价。只不过，在合作的初期，有些代价，并不意味着失败，而很可能是在预兆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