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上海袭警案”，她只是北京一栋回迁房里，一位命运坎坷而平淡的中年妇女：三十来岁离异，与儿子相依为命，几年后遭遇下岗，母子俩靠着1000多的退休金，打点零工，不咸不淡地维持生计。

    但在她的儿子拿着西瓜刀冲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之后，一切都被改变。

    她自此成为一名“失踪”128天的“精神病人”。

    一个谜也似的人。

    “失踪”

    7月1日，上海袭警案发生。其后，杀人者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离奇失踪。

    火急火燎的家属跑遍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而北京市大屯派出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分院、上海市第二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答案皆是：不知道。

    万般无奈，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只好在大屯派出所报案。

    三个多月里，王静梅的行踪一直石头般静默无声，只有各种版本的臆测在坊间发酵：自杀，被绑架，在上海协助警方调查……

    直到王静梅失踪的第128天，即杨佳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终于，王静荣被居委会主任告知：王静梅在精神病医院。

    北京市安康医院，位于北京市远郊顺义区，旁边便是静僻的潮白陵园。它隶属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那是一座偌大的灰白色建筑。

    王静梅的房间在安康医院3病区走廊尽头，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简陋病房。里边一条长方桌，一张床，天花板的角落里安着两台监视器。

    病历显示，王静梅于7月4日入院。

    6月底的一天，下班的王静梅发现，杨佳没有回家。他们的家是亚运时代的回迁房，鸟巢的隔壁。对于热衷驴行生涯、常常好几天不在家的儿子，她并不特别在意。7月1号那天她还买了条鱼，准备晚上烧了吃，但大屯派出所的警察不期而至。“把我们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你这有搜查证吗？我跟你还没完呢！”事后王静梅回忆道。

    警察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了王静梅。之后再无音讯。王静荣三番四次找到大屯派出所，对方称其已于7月2日晚上自行离开。而王静梅的主治潘医生，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告诉王静荣：杨佳母亲是在7月2号的晚上，被大屯派出所送来的。

    住院的头两个星期，王静梅被冠以“刘亚玲”的化名。

    至今，没有人愿意披露警方是根据什么把王静梅送进了精神病院。
“你看等于是把我骗这儿来了， 他们就说上派出所做个笔录，结果三更半夜把我送这儿来了。我家里窗户也没关，估计那鱼都臭成鱼干儿了！”11月9日，安康医院的办公室里，终于见到亲人的王静梅大声对姐姐说。

    “你们不知道，在外行看来，以为王静梅就是脾气不好，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潘医生告诉王静荣，“她情绪不稳定，属于偏执型人格障碍，是长期性的，又受了杨佳的刺激。”

    医院给王静梅打针吃药。没有精神病史的她经常拒绝：“我脑子清楚着，甭想给我打针瞎吃药了。”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

    “我就是《追捕》里的杜丘！”安康医院里，王静梅这样想。

    在《追捕》这部上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日本影片里，杜丘是一个被诬“强奸”的检查官，无法证明自己清白的情况下，不得已走上寻找真正罪犯的曲折路程。

    “你们说，把我关了好几个月叫什么事儿啊？”病房里两姐妹独处的那天，已经被关了128天的王静梅拉着姐姐的手说，“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我是最了解情况的人，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不同于官方版本，对于杨佳为什么“讨说法”，北京精神病医院里的王静梅和上海法庭上的杨佳不约而同。

    2007年国庆，“因为一辆自行车，杨佳和上海警察杠上了”。在上海市芷江西路派出所里，“他被拽到小黑屋里打了一顿”。之后杨佳打电话给母亲，两地通话两三小时，直到话费耗尽。王静梅一如既往地急促，跟警察局交涉时一度吵了起来。

    “警察说，你要是这样我就找一证人把他给拘了！”

    然后她用更高的分贝回答：“你拘他试试看，你敢拘我跟你没完！”

    杨佳从上海回来以后，上海警方两次派人过来试图和解。“第一次是杨佳跟他们接触了，杨佳要求处理这件事，要个回执，没达成协议。

    “第二次，我也是要求回执，要这结果，他说没回执，给你1500元块钱，我说不成。民警说，那你说私了怎么着吧，1万元钱行不行？我说你甭给我说这个，我不是为了钱，我是要回执。”王静梅说。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警方的肯定，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初具的一审判决书也认定：杨佳曾“提出要求赔偿一万元人民币的无理要求”。

    王静梅说自己当时特地用MP3把民警想私了的对话录了音，但“都在大屯派出所，给没收了”。

    不仅是被没收的MP3、被搜查的家，连她自己，也从此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