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半月以来，王静梅困在医院里，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生人说话。偶尔去医院的小花园晒晒太阳，也离不了护士随行。

    王静梅的记忆中，上海律师谢有明是她接触的为数不多的生人之一。

    “来了以后跟我说自己给杨佳买了两身衣裳，意思是我挺可怜杨佳的，然后就逼着我签字。后来我一看好几个护士大夫都等着，也怕耽误这事，不给人面子，当时他也是为我儿子嘛。我关在这儿也出不去，我找谁去？只能跟他签了。”来人谢有明因此成为杨佳案的一审辩护律师。之前的两天，上海市第一看守所里的杨佳因为父子间不为人知的龃龉，将父亲杨福生聘请的北京律师拒之门外，并笔录声明只要母亲请的律师。也是谢有明到访那天，7月17日，王静荣到大屯派出所，登记了妹妹的失踪。

    再者是11月初，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他们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二审判决书——死刑。

    “我一定得出去！”在精神病医院黑色的铁门里，王静梅心急如焚。

    儿子的死

    终于，2008年11月23日，王静梅获得了出院的机会。她被送往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探视杨佳，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不得谈案情相关。

    母子俩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在里面要注意锻炼身体。儿子点头。末了，她给儿子留了1000元钱，狱警代收下了。

    她问上海的法官，儿子有救吗？徐法官很严肃地说，回去写申诉材料吧。

    于是，尚未在精神病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的她被送回北京家里。将近十二月的天，床上还铺着凉席。蔬菜坏在冰箱里。王静梅生气地发现，她上访八年的材料全部不见了。

    几个月的迷雾被一扫而空，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亲朋好友不禁担心，也许一个可怕的结果就要到来。

    但王静梅言之凿凿地对前夫杨福生和律师刘晓原说：“杨佳一定是死缓。”坚定得让人莫名其妙。她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在她眼里，律师和记者一样一无是处。

    然而很快，王静梅便又一次感觉被愚弄被欺骗。

    回到家的第二天，11月25日下午六点过，上海两位法官为王静梅送来了杨佳的死刑核准书。面对突如其来的结局，她顿时六神无主，一摊泥似的往下坠。

    这天晚上8点，在慧忠里407号楼的大门内，笔者见到王静梅。她的脸盘很圆，体形偏胖，但颧骨高高地凸着，脸颊有点凹陷。纹过眼线和眉毛，有些年头了，略略褪色。一米五左右的个子，捆着直发，一身暗色调。

    这时的王静梅平静而无助，没有想象中的凌厉和锐气。她的背微驼，上楼梯的时候身子往前倾，似乎背负着无形的重荷。亲戚，朋友，律师，记者……她追问每一个人，社会怎么会是这样？

    无言以对。

    她的声音哽咽下来。上访多年，她习惯用强硬的姿态对抗冷漠。但她终于曲着背坐在床边，面朝墙壁，不声不响地颤抖起来。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11月26日。各大新闻媒体都头条报道，杨佳已行刑。

    杨佳早上喝了一碗粥，神情平静，在九点左右注射死亡。他死的时候，王静梅还关在屋里写申诉状，她要紧急吁请刀下留人，她要真相和儿子。

    十二点半，王静梅把申诉书特快专递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之后，陪伴她的王静荣把消息告诉了她。

    “她情绪特不稳定。”王静荣替王静梅拒绝了一切来访者，“杨佳案件已终结了，王静梅失踪之事也已过去，让这些都成为历史吧！”

    “超凡”

    2008年的最后几天，王静梅还没有拿到儿子的骨灰。

    亲朋好友们不敢想，深陷丧子之痛的王静梅会做些什么。甚至有网友建议，为杨佳的母亲发起募捐。他们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她的下一个反应。

    王静梅曾经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女人。十多年前，她在招待所工作时，与另一名服务员发生了肢体冲突，住院花掉一千多元。由此，她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漫漫上访路，要找个“说理”的地方。

    2006年，王静梅出门上访。拥堵在二轻局门前吵闹的上访人群里，她一不留神把门前的玻璃踹碎了。她不肯向上级单位道歉：“凭什么给你道歉？”最后被拘留了将近10天。但她不服气，“就在今年十七大那会儿，还拿着材料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去找人大代表。”杨福生说。

    “她特沉不住气，什么事不能憋心里头。”王静荣曾这样形容妹妹。

    但王静梅的性格在走出精神病医院以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

    杨佳行刑四天后，一直沉默的王静梅写了一封致谢信：

    “各界朋友：前段时间我因心情悲伤，又对情况不知，就是一个字“急”。近段有各方信息才知道一个大概，在此感谢各界的志士、仁人。我不会离开这块土地，因为我有那么多的感激，到死都不能忘。我也有悲痛，因为我失去了我相依为命的佳佳。我也学会了坚强，请大家放心。前段时间有不妥之处，望见谅。”

    翌日，有报纸刊出，“杨母发出感谢信‘请大家放心’ 杨佳案余音落定”。

    而余音并未了结。

    杨佳的父亲杨福生曾对儿子的骨灰一事非常着急，他在想，要不要去上海一趟？但王静梅一再地说，“再等等吧！”

    杨福生说，就他所了解的王静梅，以她对儿子的后事表现出的耐性，她现在已经“超凡”了。

    儿子死后，王静梅反复无常。她曾经同意媒体5分钟的见面时间，但对方赶到楼下，她又闭门不见。她也曾主动打电话给律师刘晓原说想见他，过一会儿又打电话说，别来了。

    12月26日下午，笔者致电王静梅，希望能与她见面。

    “现在还不太方便。”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弱。她这两天身体不大好，上午刚从医院回来。居委会对她的归来表示出十二分的热情，连买米买菜都代劳了。她出门总有人跟随，包括去银行去医院。“可能是大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王静梅不确定地说。

    王静梅今年53岁，十几年来，和儿子住在60来平米的两居室里。

    家具大都是黄色，被各种日常用品塞得满满当当，随着年月班驳。杨佳的房间十来平米，书架上摆着英语和会计类的书籍，单人床的上方是一张《魔鬼司令》的海报，施瓦辛格的肌肉钢铁一样挺着。

    从今往后，这里就是她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