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转型期走出独特轨迹的一名官员，仇和身上交织了太多的现实意义和符号价值。人们关注仇和，实际上是在关注中国的改革，关注改革的未来。在这里我们编发两篇读者来信，欢迎大家对“仇和现象”继续予以关注。

　　千里来做官，仇和为哪般？
　　□卢标（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后，我在《检察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治治吹牛者》的评论，并被有关报刊转载。由于此时仇和在沭阳县上任不久且反腐败的动作较大，可能是出于保护目的，当时的宿迁市委通过一定渠道查到了笔者的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很快将在该县举目无亲、毫无瓜葛、远在几百里之外的笔者底细，查了个水落石出，并派出了宿迁市委纪委一名常委及沭阳县县委常委兼纪委书记、检察长、县委办主任、政府办主任等负责人，驱车前来笔者所在单位，要求与笔者见面。

　　那时的我30出头，自然不可能与来者理论，我以为，与他们见面无异于“与虎谋皮”，除非直面仇和本人，那才合乎我的个性。同样，他们提出的“仇和书记想邀请你去沭阳看一看，沭阳并不是央视所披露的那样”，我更是严词拒绝。那一天，他们一干人在我院的会议室不欢而散。
　　逝者如斯，时光过去了整整5年半。然而，仇和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格外的复杂、丰满、矛盾。
　　去年春夏之交，因为公干，我在宿迁逗留了两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城区改造可谓是翻天覆地，我特地驱车绕城一周，那种感觉与多年前来宿迁，真的是恍若隔世。走在宽阔的道路上，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些公共设施有许多是在公职人员工资被逐月扣除，能拿到手的工资很少的情况下实现的，宿迁市的公务员真的是“享受并痛苦着”。
　　在宿迁，我曾亲眼见过秩序井然的“府苑小区”。这是宿迁市机关公务人员的宿舍区。在这里，我没有见到一家自行装修的阳台；在这里，自行车的停放、衣着被褥的晾晒，没有丝毫零乱，使人感到少有的舒心。在一家店铺，我问一位老板：“你们这儿社会治安好吗？”他说，宿迁的社会治安已经得到彻底改观。警察出警很及时。“迟了，仇书记是不会让过他们的！”他们指的是警察。
　　在宿迁，我还听到一个副处级女局长因为其先生打麻将，自己仅临时替代了一会就被撤职的故事。听到许多有关仇和的“强权”，他不近人情而合乎规则的查岗曾使许多官员望而生畏。应当说，他严厉的纪律使许多官员规规矩矩，其做法，颇与我不谋而合并心神向往。
　　我问当地的朋友：“你给我说一说真实的仇和，说你的心里话！”他脱口而出：“干部如果能有他品质和才干的一半，就大有希望了。”出于职业的原因，我又问他：“仇书记腐败吗？”“哪能？”
　　面对拆迁，老百姓的心态很复杂：“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对于仇和，我们无法猜测，他在听到这些民谣时，内心的感觉会是怎样？
　　在宿迁，坊间曾有这样一则传闻：一家酒厂出于广告效应，想推出一种称为“仇和”的酒。之所以称之为“仇和”，意为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帛。然而，身为官员的仇和最终没让这一商标注册。据说，他的名字，容不得别人侵权，虽然他的“仇”姓在这里并不读作报仇之“仇”。
　　无疑，在仇和的潜意识中，存有个人说了算的思想，缺乏民主决策和集体决策的意识，没有科学程序。他的武断，他的人治思维必然为舆论和世人所诟病。曾经粗暴地强拆房屋，官商不分地让干部去招商，这也不是我们倡导的公共政府和服务政府。
　　如果说，凭仇和的个人才智和个人品质，一个人可以确定小城镇发展的具体定位，可以治理好一个沭阳县、一个宿迁市的话，那么，如果再让其治理一个更大的地方呢？我不知道那样的结果，也无法想象。事实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的确无法给仇和准确地画像，正如《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开头说的那样：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他是当前官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在当初仇和担任县委书记的沭阳县城，曾有一条老街，人称“东关到西关，十里不拐弯”。如今，身为市委书记的仇和已经从沭阳来到宿迁，我不知道，他的政治前途是否会因为他的争议而拐弯？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改革者，仇和能算得上吗？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改良者”。我以为，严格意义上讲，仇和算不上真正的改革者，但在我的眼里，仇和似乎与商鞅很相似。
　　一位宿迁朋友认为，越是有争议的官，就越有可能是个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说：如果宿迁的官员不先把本地的基础设施搞好，谁会来投资？城市的经济怎么发展起来？
　　“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仇和说的这句话。从滨海到南京，从沭阳到宿迁，千里来做官，他如此激进改革，有争议地改革，究竟为哪般？说无私，可能有些过分，仇和的私心，坊间传言说，他要留下一个美名：为民的清官和勤官。当然，也不排斥他更高的政治欲望，这也是他许多改革措施被人指责为急功近利的理由。
　　不管怎样，我想，仇和是当今中国必须研究的一个人物，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人物。对于仇和，我们需要的是关注。他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文化，有可能更是一种效应，但我们切不应去模仿和提倡，我们应当将其看成是一个样本，一段历史。


　　从制度中生长出民主的权威
　　□唐亚林（华东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仇和从沐阳县委书记任上再到宿迁市委书记任期内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议，对仇和本人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关键在于仇和所推进的“激进改革”措施不仅触动了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一大批“吃财政饭”人员的利益，而且引发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在短期内受损状况加剧（如激烈的拆迁、逼民栽树、学校与企业的改制等），尽管换来的是那种“中看不中用”的生存环境的改善，如道路的畅通、环境的整洁、医疗费用的降低等。
　　用经济学术语“帕累托改进”标准来衡量仇和所推进的最终改革结果，如果只是导致了一部分人的福利增长了（如私营企业主的评价好评如潮），但同时使大多数人的景况变得比改革前更坏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这种改革过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在哪。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关注的目光放在经济福利的片面增长之上，而应关注社会福利的总体增益幅度，惟有如此，才能较为全面地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来。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执什么样的改革逻辑以及能否在法治与制度的框架内孕生出民主的权威来。
　　欠发达地区确实普遍存在如仇和所说的“四个怪圈”现象——“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由一个“穷”字而孕生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决定了任何改革措施的推进都是对既有秩序的强力反动，都必然引发各种利益的冲突与调整，也就必然付出程度不同的代价。
　　因此，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地区领导人以什么样的改革逻辑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是否有务实的眼光，妥协、宽容的战略思维，短、中、长期相结合的发展规划，团队合作的处事艺术，是衡量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能否在改革的丛林中突围的根本标准。正官风与民风、反腐败、求发展都没错，问题是不能把人都推向对立面，把自己变成“孤家寡人”。
　　实际上，仇和在担任市委书记时所推行的改革举措相比较他任县委书记时所推行的改革措施要务实和温和了许多，而且借“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这一“尚方宝剑”而制作的城市标牌———“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更是这种合理的改革逻辑在困境中的一种现实反映。
　　在一个尊重公民权利的法治社会里，改革的逻辑还必须遵从现有制度的约束并服从民主的权威。任何试图“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的念头和方式是对现有制度的戏弄。说得更难听点，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在用目的的正确性来说明手段的正当性，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太多的经验和教训。现代民主社会是建立在法律程序和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法治社会并不排斥人格魅力，但这种人格魅力的形成决不是靠集权思维下仅服膺于某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之决断，也不是由人治体制下“家长制”或“一言堂”作风和“惟我正确”的行为方式而孕生的，它的建立基础只能是法治的精神、制度的框架、民主的程序、理性的选择和对人权的尊重，也就是说，人格魅力是孕生于民主的权威基础之上。因此，从制度中生长出的民主的权威与个人人格魅力二者的完美结合是一个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