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燕赵都市报 作者：曹林】 
   
    据报道，为了加强对娱乐行业的规范管理和打击违法犯罪，南京警方近日决定实行娱乐场所工作人员实名制——今后南京市大小酒吧、茶座、美容美发等场所的工作人员，都将持实名登记的“工作卡”上岗工作，卡上贴有人员照片，还将标明卡号、发证日期及服务处所。违反了此项管理制度的公共娱乐服务场所，警方将依法进行处罚。(《新京报》10月17日)


    近段时间，各地的公共管理似乎呈现出一种实名制依赖和崇拜症，动辄为了一个治理目标而为公众设置“实名登记”的义务。为治理短信诈骗而要求手机实名制，为遏制炒房而要求实行实名制购房制度，为治理青少年网瘾而采取网络游戏实名制，某地政协委员甚至建议以实名制治理公款吃喝……显然，南京市也把规范娱乐行业的希望一定程度寄托在了实名制上。笔者认为，实名制的透明监督效果实际只是一种幻觉，只存在于想像中，一个理性的公共部门应力避“实名制幻觉”的引诱。

    许多公共管理之所以都把眼睛瞄向了实名制，源于实名制满足了监管者一种透明监督想像：如果每个人都用实名购票，哪里还会有黄牛党的炒票空间；如果每部手机都是实名登记，短信诈骗者就很容易暴露身份；如果娱乐从业者都是实名登记、实名上岗，见不得人的行为就会受到很大约束……实名的透明效果既对被监管者形成约束，又方便了监督者的眼睛，多好的制度啊！

    可这种透明监督效果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每个人会不会按照制度预期那样都用自己的实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监督实施的前提。试想一下，为了保证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实名上网、买火车票，这需要多大的监督成本！在整体诚信失范、配套制度缺失的环境下，监管者预期中的那个实名制根本就难以实现。理论上讲，实名制确实有“透明监管”的功用，可谁去监督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实名登记呢？在造假技术日益炉火纯青的现实中，一个坏人能很容易钻过实名的漏洞，真正是“防君子而防不了小人”。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实名制根本不能单独起作用，它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基础制度”的配套，缺乏了这些配套，实名制的透明监督效果仅仅存在于想像中。

    正因为“实名制”的实施本身需要很大的监督成本，所以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越来越摒弃这种管理手段，而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完善个人信息体系上：无论你用不用实名登记，只要你做了坏事，管理部门都能通过一个相互勾连的信息系统查询到你的信息，实名制实际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公共管理技术和思维。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部门也应尽力避免对公民提出“实名”的要求。确实，一个坦荡、守法的公民是不害怕做某事时留下自己实名信息的，不过“实名”虽非什么麻烦事儿，但过多的“实名”容易给人带来被窥视的不安感觉，随着社会开放度的不断扩展，公民应该拥有匿名做大多数事而不被人“窥视”的自由，遇到问题动辄要求“实名”则破坏了公民的这种自由感觉———防短信欺诈得手机实名，防黄牛炒票得购票实名，为治理公交车小偷，是不是哪一天乘公交车也得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