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温家宝日前在与部分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座谈时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总理言辞恳切，专家们也都积极建言。有的说应该加强师资力量，培养与引进并重，有的说应该完善育人机制和资助体系，有的说要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贯通，有的说应该改革高考方式和招生办法，有的说要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等等。

　　应该说，专家们的上述建议都有道理，都会有助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但要说培养“大师”级的杰出人才，这些建议却未必切中肯綮。我觉得他们没有谈到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学术环境、教育体制等。

　　人才的培养，环境很重要；大师要冒尖，更是如此。在学术环境中，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大师一般都是天才，而天才的思维方法甚至行为方式往往与众不同。对此，必须予以包容。早期的北大之所以人才辈出、大师云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秉承“兼容并包”的理念，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正是学术自由的最好总结。然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却还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甚至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禁区。这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即使是天才，在强大的惰性力量面前也会被扼杀。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尤为明显。

　　学术环境不佳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严重的“官本位”。目前，高校的评价体系都还是以官阶为本位的，比如院士相当于副部级、教授相当于副厅级等。学术水平的高低竟取决于职位的高低，领导是当然的学术权威。于是，科学研究成了工具，而不是目标。教师们想方设法去当官，挖空心思争项目；而一旦当上领导，就会陶醉于权力而放弃研究，或者事务缠身而无法潜下心来，纵有天才之料，也会“业荒于嬉”。实际上，现在的高校越来越像衙门。虽然早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呼吁改变，但收效甚微。

　　学术自由为什么不充分？“官本位”为什么得不到改变？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我觉得这与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非常相似。由于它们实际上都相当于政府的专业办事机构，其组织形式、运行模式、激励机制等都与党政机关没有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政企不可能真正分开，政教也不可能真正分开，“官本位”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行政化的高教模式注定是低效的。综观世界上的著名大学，有哪家是这种办学模式的？既然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市场化，那么政府在非义务教育方面何必还要大包大揽维持公办学校的垄断地位呢？

　　其实，大师绝不是像试管婴儿一样“培养”出来的，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环境的适宜是大师生长必须的条件。没有适宜的环境，施以再多的肥料，也不可能长出参天大树。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教育生态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学术环境，而不一定“亲自”办学。实际上，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大包大揽。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迅猛扩张，而政府的投入严重不成比例。为了维持运转，几乎所有的高校都热衷于办企业、炒股票，或者直接把负担转嫁到学生的身上，畸高的学费因之而来。这样的高教模式本身就是不健康的，怎么可能出现大师呢？

　　归根结底，还是要像温家宝总理在座谈最后的总结讲话中所说：“要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要解放思想，鼓励在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上大胆创新”。（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盛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