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11月20日9时许，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6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11月27日《新华网》：《温家宝希望高等教育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温家宝总理焦虑中国始终“冒”不出大师级杰出人才的问题，不仅实事求是的道出了中国缺乏影响世界的科技人才的现状，而且由此启发人们一起来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做全面深刻反思。

　　自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五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中央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要从中小学开始抓起，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真正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泥潭中走出来，中华民族重新恢复了求知的活力，教育在全国迅速走上正轨。特别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国家选拔人才回到了优胜劣汰的有序状态中来，这大大刺激了教育水平的空前发展和提高。教师认真教，学生刻苦学，严格的教学管理和近乎残酷的基础知识训练，使中国中小学生基本知识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如果要总结二十年多年来中国教育的最大成就和收获，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并以空前的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投身于教育与接受教育的洪流中去。

　　然而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变革和世界进步，我们应该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衡量中国的教育。虽然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教育体制改革的负面影响，以高考为轴心的“填鸭式、灌输式”的“应试教育”，以维护稳定维护“正统”思想为宗旨的大学教育等，又成了中国教育的致命弱点和硬伤。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为中国出不了大师级人才的最大障碍。中国之所以培养不出具有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原因就在于思想自由受到了空前的束缚。

　　而对于思想的束缚，其实从中小学已经开始。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过于呆板，缺乏“因材施教”的多样性灵活性，教学要求高作业负担重等因素，严重影响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的锻炼。反观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都无一例外地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观察、阅读和思维的积极性，坚决反对灌输，反对权威，反对死记硬背。恰恰是中小学生在“起点”上的这一差别，造成了我们日后整体上自由创新思维的缺失，拉大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科技创造力的差距。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否具备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又决定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从那里来？只有在教育中让学生获得开放性的思维方法，使学生在思想自由中获得创造的动力和灵感。

　　而“使学生在思想自由中获得创造的动力和灵感”，在高等教育中更加重要。温家宝总理要求我们总结前一阶段甚至更长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要解放思想，鼓励在教育思想、办学方法上大胆创新……可谓意味深长！法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兰在他的《教育漫谈》中说：“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开发人的头脑，使人们具有理智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思考力。”一个思想被束缚的高等学校，一个思想被束缚的大学生，哪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呢？

　　高等教育要培养大师级人才，高校要解放思想，高校的教师要解放思想，要“倾听真理，学习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真理和自己的实际生活，思想与意志紧密地联系起来融为一体”，并且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在思想自由中成长——成长为一代大师！(来源：东北网 2006-11-28 作者：贾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