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飞

  　公事者，机关单位公共事项，有的还涉及一个地方的社会公共事业。对于此类事项，当然应该“公事公办”，即按照法规政策，秉公办理。然而，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公事公办”不灵了，“公事公办”变成了敷衍、推诿的替代语。
 
    “公事公办”的事项需要“公事私办”才成。就是要以“私”的面目恳请，并且“投桃报李”，“钱权交易”，向主管官员或具体经办者敬奉好处，或行贿金钱。给了好处或钱，就开绿灯，不能批的也可以批，不能办的也可以办；否则，“没戏”，“摆摆”。在“公事公办”异化为“公事私办”的过程中，弄权营私者处于主导地位，求人者往往出于无奈，不得不屈从就范，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假办公事、行贿通关之名营私舞弊、经手沾肥、中饱私囊的现象。

　　利用“公事私办”，大肆索贿，山西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堪称“典型”。崔县官受贿金额286万余元，其中不少是通过“公事私办”途径讹诈的。如他不给县城建局及时拨付工程款，逼得县城建局长8次送上6.8万元现金；他不给县农机局解决办公经费，逼得农机局长3次送上2万元现金；面对崔保红多次会议上敲打：“你们条管单位怎样！县里就管不住了吗？我要找你们的毛病看看！”逼得条管单位和顺县煤运公司经理8次送上31万元现金。（7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这些行贿官员既然都是为着单位公事，其贿款“理所当然”由公款出，或“偷梁换柱”地入账，或从单位“小金库”中列支。目前，这种“公事私办”的公款行贿行为，已非少数地方的个别现象，早已成了一种官场通行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出门为公家办事，就是公款行贿的潜台词，不言而喻要送礼或送钱，最起码也要请人家到饭店酒楼和消闲中心潇洒一回。当地上下级之间、部门与部门、机关与机关之间要这走这种“程序”，到市里、省里乃至中中央部委办事也不能“免俗”，也需要按“公事私办”的“潜规则”行事，譬如，项目争取、资金批拨等等，许多情况都需要下“食”“钓鱼”。倍受诟病的地方驻省办、驻京办，从某程度上说，就是为了笼络感情、公款行贿方便而设置的。

　　“公事私办”旗号下的公款行贿受贿，是一种“双赢腐败”，受贿的官员落了进项，行贿的官员也可从中渔利，大头送出，小头留下，甚至送出的是小头，留下的是大头，并且买下了“关系”，所以，一些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特乐意和热衷于公款行贿。为什么常有官员喷大话说，到省里或中央某某部门办事，非他不行，何也？因为他已经用公款买通了路子，买铁了关系。更有一些官员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公款行贿打的是为单位、为地方办公事的旗号，实际上完全是为了企图个人的私利，或储蓄个人感情，或构织个人关系，或购买“乌纱帽”……比如，和顺县财政局局长9次送给崔保红7.5万元公款，为的就讨好和买官。据报道，在和顺县给崔保红送钱的干部多达近百名，仅正科级以上干部就有61人，除纪检、组织部门外县直单位主要领导无一免“俗”。在这批“行贿大军”中，凡单位主要领导者，恐怕自掏腰包的几率为零，他们总能编造出种种“理由”动用公款。呜呼，少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在“公事私办”的“潜规则”中无谓地地蒸发了，流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

　　值得警觉的是，“公事私办”下的公款行贿，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因为他们打着“为公”的招牌，容易蒙蔽人去“理解”、“同情”、“接受”和“认可”，人们不仅不会将其与行贿犯罪联系起来，相反，反对者会惹“众怒”，遭谴责，背负“捣蛋”、“内奸”的骂名。有个县到省某部门争取项目，给两名主管官员每人购买了一套价值1.5万元的高档服装。后被人民来信揭露，服装被退回，反映人被排查出来后，遭受大小会不点名羞辱，被讥之为“全县人民的叛徒”，很常时间抬不起头来。

　　“公事私办”，是对“依法行政”的悖逆。我们必须对它说“不”，要正本清源，让其回归“公事公办”的正道。至于假“公事私办”之名大搞公款行贿，则是地地道道的犯罪行为，因为我国刑法行贿罪并没有豁免公款行贿。然而，在我国惩治腐败的案例中，却鲜有打着“为公”招牌、公款行贿被追究党纪政纪的，更没听说有因此坐牢蹲监的。“法纪不罚公款行贿”的历史应该终结了！从某程度上说，“公款行贿”比“私款行贿”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更恶劣。有关部门不仅要盯紧受贿的贪官污吏，同时也要盯紧“公款行贿”者。大凡有权玩弄“公款行贿”把戏的人，一般都是单位、部门或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对他们，有关部门就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予以严查、严惩，积极防范，努力清除，把反腐败斗争引向纵深，抓出新的成效。